當地時間２９日下午，加拿大溫哥華部分中國留學生和華人代表組織“反暴力反媒體對西藏事件失實報道”集會活動。

　２９日，從東部到西部，加拿大華人或舉行和平集會，或進行游行示威，譴責“藏獨”分子暴力行徑，表達反對部分西方媒體不公正報道的心聲。圖為：多倫多華人宣傳西藏真相維護祖國統一和平集會活動。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４日，少數不法分子在西藏拉薩制造了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燒死或殺死藏漢群眾１８人，給當地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如此嚴重暴力事件發生之后，達賴集團歪曲事實，把此次事件說成是“和平抗議”、是境內藏人“自發行為”，與十四世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無關。然而，大量的事實清楚地表明，拉薩打砸搶燒暴力事件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煽動的。

　　企圖干擾“奧運”

　　實現“西藏獨立”實質性突破

　　達賴集團１９５９年武裝叛亂失敗逃亡后，在印度達蘭薩拉建立“西藏流亡政府”，成立“西藏青年大會”（簡稱“藏青會”）、“西藏婦女協會”（簡稱“藏婦會”）等組織，長期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藏青會”、“藏婦會”是以“民間組織”面目出現的暴力活動主要實施者。“藏青會”成立于１９７０年，公開主張“西藏完全獨立”。“藏青會”自成立起就全面進入“西藏流亡政府”，上世紀９０年代更進入達賴集團權力核心。目前，“西藏流亡政府”一半以上工作人員來自“藏青會”。１９９２年以來歷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人選全部來自“藏青會”，現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就曾任“藏青會”第一屆副主席。

　　北京成功獲得２００８年奧運會舉辦權之后，達賴集團提出“決戰奧運”，企圖借干擾奧運會加快推進“藏獨”活動。２００４年１２月，達賴集團“２００８自由西藏運動”工作部主席羅登朗林表示，“全世界都會密切關注中國，這就給了我們一個給中國施加政治壓力的獨特機會”。２００８年２月７日，達賴集團偽議長噶瑪群佩稱，“要利用中國舉辦２００８奧運會的機會，展開各種活動，迫使中國政府在２００８年或者未來兩年內解決西藏問題”。３月１０日，“藏青會”又發表聲明稱，“目前應緊緊抓住過去獨立斗爭中從未有過的重要契機，即今年的奧運會”。

　　近兩年，達賴集團在境內外實施了一系列針對北京奧運會的破壞活動。２００７年４月，達賴集團“自由西藏學生運動”在珠峰大本營打出抵制奧運會的“藏獨”標語。２００７年５月，達賴集團宣布將于２００８年５月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行“西藏奧運會”，并成立了所謂的“西藏奧運會組委會”。同時，達賴集團“國際支持西藏網絡”還成立了一個由境外藏人組成的“運動隊”，要求國際奧委會準許他們“代表西藏參加奧運會”。“藏青會”還決定于２００８年４月開展從達蘭薩拉到新德里的“死亡火炬”傳遞活動。

　　達賴集團“西藏獨立運動”負責人說：“２００８年北京奧運會是國際社會敦促中國政府改善人權，與達賴喇嘛開展對話，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重要時機，各地藏人都應投入戰斗。”２００８年１月，在印度哲蚌寺洛色林扎倉“開光”期間，達賴集團向出境僧人宣講“喇嘛上街”的政治意義。數十名喇嘛在達賴像前宣誓回國后用“上街”方式“反抗中國政府的現行對藏政策”。

　　公開宣揚暴力

　　策劃“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

　　早在２００３年７月３日，“藏青會”前主席格桑平措在達蘭薩拉接受記者采訪時就揚言“只要是為了我們的事業，我們是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無論是暴力還是非暴力”，還計劃對其成員進行為期６個月游擊戰訓練。達賴的弟弟丹增曲杰公開說：“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中國人離開西藏”，“恐怖活動可以用最低成本獲得最大效果”。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４日，達賴一位親信人物在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發表講話說：“只需要少數幾個絕望的個人和團體，就會造成大規模的不穩定。”

　　近年來，“藏青會”連續舉辦包括“爆破技術培訓班”在內的各種培訓班。２００７年１月，達賴集團“自由西藏學生運動”在北美舉行了第八屆“解放西藏行動營”，自稱已經培訓了４５０名活動骨干。

　　２００８年１月４日，“藏青會”、“藏婦會”、“自由西藏學生運動”、“西藏國家民主黨”和“九．十．三運動”等五個組織正式宣布實施“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稱這一運動將是“西藏自由斗爭史上的偉大轉折點”，并組成了以“藏青會”主席次旺仁增為首的臨時籌備小組，負責進行全面的協調以及資金的籌集。活動主要分為四個階段：一是制造輿論、招募人員階段；二是行動階段，從３月１０日開始，挑起各種事端；三是聯動階段，主要是舉行全球性的抗議活動；四是在境內藏區肇事階段，直接在我國境內尤其是境內藏區以各種手段采取行動。

　　２月１５日至１７日，“藏青會”等五個組織聯合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行培訓班，對“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負責人進行培訓。２月２１日至２６日，達賴集團在達蘭薩拉舉行了“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人員招募活動。

　　２月２７日，達賴集團“九．十．三運動”還向“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簡稱ＮＥＤ）緊急申請資金，作為

　　“活動家們應對危險時期的資金”。根據該基金會自身公布的數據，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６年該基金會向達賴集團提供了１３５﹒７７萬美元的專項資金援助。其中，２００６年，向“藏婦會”、“九．十．三運動”等組織提供了８﹒５萬美元資金。

　　達賴集團專門對今年２月前后偷渡出境的３００多名藏人的情況進行分析研究，為他們■闖邊境關卡或秘密■入境內做準備。

　　３月１０日，達賴集團精心挑選出的１０１名核心成員正式從達蘭薩拉出發，發起“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

　　一手制造和擴大

　　拉薩打砸搶燒暴力事件

　　３月１０日是達賴集團所謂的“西藏起義抗暴紀念日”。１９５９年的這一天，達賴集團在拉薩發動全面的武裝叛亂，打砸搶燒，無惡不作，叛亂分子殺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堪窮（四名僧官）帕巴拉．索朗降措，并將他鞭馬拖尸“示眾”達兩公里，慘不忍睹。對達賴集團而言，３月１０日本身就是一個呼喚暴力的日子。

　　今年３月１０日，達賴集團照例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行紀念“西藏抗暴起義４９周年”活動。達賴稱中國政府“過去幾年對境內藏人的鎮壓更是變本加厲”，“造成人權橫遭踐踏，宗教信仰自由被限制”，“對境內西藏人民的赤誠、勇氣和決心由衷地表示贊賞”。

　　在達賴集團的煽動下，今年３月１０日下午，西藏拉薩哲蚌寺約３００名僧人無視國家有關法律及寺廟有關管理制度，企圖進入拉薩市區制造事端。此后幾天，拉薩市又有部分僧人多次企圖上街滋事，蓄意激化矛盾。由于政府工作人員堅持文明執法，不法僧人始終難以擴大事態。在這種情況下，暴力出現了。３月１４日，一些暴徒開始在拉薩制造了打砸搶燒暴力活動。

　　事件發生之后，達賴集團緊急召開內部會議，研究如何進一步擴大此次“革命成果”。會議要求以黃教寺廟為主，境內１００名喇嘛以上的寺廟都要上街游行，帶動藏人共同參與抗議活動，在各藏區分期分批發動持續不斷的抗議活動。桑東在會上稱，務必要利用當前境內藏區千載難逢的機會，推動“西藏事業”實現實質性進展，確保實現“達賴回國”、“三區高度自治”、“廢除《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等目標。

　　３月１４日，達賴集團召開會議，決定由“西藏流亡政府財政部”負責調集資金，為“與中國政府的決戰提供足夠的經費支持”。

　　達賴集團“藏青會”、“藏婦會”、“九．十．三運動”、“四水六崗”等緊急調動力量，深入到印度、尼泊爾藏人聚居區，動員流亡藏人通過電話、互聯網等方式盡快與國內藏區的親戚、朋友取得聯系，“以達賴喇嘛的名義”鼓動境內藏區群眾響應拉薩的抗議活動，“勇敢地走上街頭”。

　　３月２０日，“藏青會”主席次旺仁增在達蘭薩拉召開的會議上，聲稱“暴力活動基本達到了喚醒國內藏區反抗意識、引發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高度關注的預期效果，但反抗活動不會停止，此次活動只是今年反抗活動的序曲。”

　　拉薩暴力事件中某犯罪嫌疑人供認，是“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讓我向境內寺廟和社會散發‘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宣傳材料”，“３月１４日的打砸搶燒暴力事件與那邊流亡政府安全部的鼓動宣傳有關”，“為了安全，（達賴集團）要求我不要直接參加那些游行之類的活動，在幕后鼓動就行了”。該犯罪嫌疑人還表示懺悔，“打砸搶燒根本不是他們所說的那種和平示威”，“這次３月１４日發生的事情絕不是人干的事”，“如果想走非暴力中間道路，就不應該發生打砸搶燒這樣嚴重的暴力事件”。

　　達賴集團無法脫離

　　與暴力活動的干系

　　拉薩事件后，在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少數不法喇嘛和社會上不法分子也進行了打砸搶燒暴力事件。同時，達賴集團還將暴力活動延伸到境外，組織人員接連暴力■擊我駐美國、英國、法國、印度等十多個使領館。“藏獨”分子焚燒中國國旗、推翻使領館圍牆、■入使領館內破壞設施，對我駐外機構人員與財產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達賴集團蓄意對暴力真相進行歪曲。３月１４日，達賴通過其私人秘書處發表聲明，將拉薩出現的暴力事件美化為“和平抗議”。同日，“西藏流亡政府”也發表一份聲明，將拉薩暴力事件稱之為是“藏人表達對中國政策不滿的和平示威活動”。３月１６日，在回答英國廣播公司“如果你讓那些示威者完全停下來，他們會聽你的話嗎”時，達賴進一步煽動稱“不會要求他們停下來，因為很多要求是來自西藏人民的，我尊重他們的意願”。

　　中國政府公布拉薩不法分子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真相后，國際上一些與達賴關系密切的人“提醒”達賴，此事將對其“非暴力形象”造成不利影響，有的甚至直接指出，達賴前番的“三不原則”表態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勸其改變態度。達賴又改換了面孔，３月１８日，他在記者會上稱，

　　“暴力活動是不對的，我們不應培養反華情緒”，“如果事態失控，我唯一的選擇就是完全引退”。國際社會馬上就有明眼人指出，達賴的此番講話實際上等于承認了達賴集團應對拉薩出現的暴力活動負責。

　　當達賴急于擺脫他與“暴力事件”的關系時，他的集團卻正加緊進行進一步暴力活動的準備。３月１５日，“藏青會”在印度達蘭薩拉召開中執委會議，一致通過“立即組建游擊隊秘密入境開展武裝斗爭”的決議。“藏青會”還就人員、資金、武器購置等制定初步計劃，并擬從事前勘查過的中尼邊境偷渡路線秘密■入境內。“藏青會”的頭目稱，為了徹底勝利，我們已經準備好至少再犧牲１００名藏人。

　　４９年前，達賴集團為了維護腐朽沒落的封建農奴制度，打著民族、宗教的旗號，發動全面武裝叛亂，遭到徹底失敗。４９年后，達賴集團企圖利用北京舉辦奧運會的機會，以民族、宗教為幌子，以暴力事件搞亂藏區，取得“藏獨事業”的突破。但是，達賴集團策劃和煽動的暴力活動，不得人心，遭到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一致反對，也遭到了國際上持公正客觀態度人們的譴責。

　　達賴集團為何選擇此時策動暴力事件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專家針對發生在拉薩的“３．１４”暴力事件，對達賴集團分裂言行予以深入批駁。專家們認為，達賴集團多年來的言論和行動清楚地告訴世人：他們分裂祖國的本質沒有改變。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拉巴平措指出，自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達賴集團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后，他們將每年的３月１０日稱之為所謂“起義日”、“抗暴日”。達賴集團在每年的３月１０日都要舉行所謂“西藏起義日”的紀念活動，并且結合每年的形勢開展不同形式的分裂破壞活動。

　　拉巴平措說，在達賴集團看來，今年的形勢與往年不同，一是全體中國人期盼已久的北京奧運會即將舉行，二是在他們看來他們改變策略的所謂與中央的接觸商談一直沒有“實質性”進展，三是去年是十四世達賴的本命年，他今年已經７３歲了，用達賴的話說“今年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一年”。所以今年的“３．１４”暴力事件在內容、形式、程度等方面都與往年有很大的不同。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朱曉明研究員指出，達賴早在去年竄訪歐洲時就多次聲稱：“奧運會也許是藏人的最后機會了”，呼吁有關國家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把“西藏問題”與北京奧運會聯系起來。

　　為此，“西藏青年大會”、“西藏婦女協會”、“九．十．三運動”、“西藏全國民主黨”和“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等五個“藏獨組織”，決定利用２００８年北京舉辦奧運會之機聯合發動大規模的抗議、破壞活動。

　　１月４日，五個“藏獨組織”在印度新德里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于今年３月１０日流亡藏人舉行“紀念”１９５９年叛亂４９周年活動之際，展開從印度北部達蘭薩拉至西藏拉薩的徒步游行動。

　　１月２５日，五個“藏獨組織”在達蘭薩拉公布了所謂“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具體事項，宣布活動將從３月１０日展開，至少延續５到７個月。之后就發生了拉薩嚴重的暴力破壞事件和國外藏獨分子■擊我駐外使領館、抵制北京奧運會的一系列暴力破壞事件。

　　達賴集團到底要達到什么目的

　　“我們不僅要知道達賴集團表面上說放■了什么，還要知道他們實際上想要什么。”朱曉明表示。

　　自１９８０年以來，達賴集團一直鼓吹所謂“中間道路”，其核心內容有兩條，一是“大藏區”，一是“高度自治”。

　　朱曉明指出，“其中，‘大藏區’是達賴集團的領土要求，‘高度自治’是達賴集團的政治制度要求。‘大藏區’和‘高度自治’是達賴集團政治主張的兩塊基石。”

　　達賴在其達蘭薩拉所謂西藏“流亡政府”的大廳正中，懸挂著一幅所謂“西藏版圖”，包括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全部地區，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區，甘肅的三分之二地區，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區，雲南的一半，面積達２４０萬平方公里，約占中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這就是達賴集團鼓吹的所謂“大藏區”。

　　朱曉明指出，“大藏區”的說法，從行政區劃上、宗教上、民族上都是沒有歷史依據的。

　　從行政區劃上看，從來就不存在由西藏地方管理的所謂“大藏區”。１９５９年以前，以達賴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也沒有管到西藏以外的地方。從宗教上看，更不存在由達賴喇嘛管轄的“大西藏”。達賴喇嘛是西藏黃教格魯派兩大活佛之一，不僅其他教派如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噶當派和苯波教等不歸其節制，就是班禪管轄的地區也不容他插手。從民族上看，青藏高原地區是一個以藏族為主的多民族居住的地區。除了藏族之外，還有漢、回、蒙古、土、門巴、珞巴等十多個其他世居民族。

　　朱曉明說，達賴集團鼓吹“大藏區”的目的主要有三點：第一，流亡藏人來自不同地區，存在不同利益的教派、群體，他們之間也有分歧乃至紛爭。打出“大藏區”的旗號可以達到籠絡來自其他地區各種勢力的目的。第二，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為分裂活動造勢。國際上很多人并不知道青藏高原還世世代代居住著漢族、蒙古族、回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第三，表面上不講“獨立”，只說“大藏區”，實際上是以退為進，要把分裂活動從國外轉向國內，恢復他們對西藏的政教統治權力。

　　朱曉明說，所謂“高度自治”，就是要否定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任何國家的執政者都不會贊成任何流亡者以否定國家現行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為條件進行談判。

　　拉巴平措指出，達賴想復辟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制度呢？是政教合一的制度，也就是僧侶和貴族聯合專政的制度。在那個社會里，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即９０％以上的農田、牧場、牲畜和生產工具被官府、貴族、寺院上層所控制，而大部分人民一無所有，當時有一句話叫做農奴“能帶走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腳印。”而且９０％以上的人口世世代代都屬于自己的領主，農奴特別是家奴，被稱為“會說話的工具”，生殺大權掌握在主人的手里，可以被主人任意宰割、買賣、抵債。

　　朱曉明指出：“以達賴為首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西藏地方政權早已被西藏人民自己建立的民主政權所代替，西藏的命運和前途再也不可能由達賴集團來決定，而只能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來決定。”

　　文／圖  據新華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