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應被理解為單純的國家財政分配過程，而是經濟發展過程與國家財政分配過程的有機結合；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不是一個簡單的財力配置過程，而是財力配置與制度創新的融合。

　　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必須整體把握,分步實施，選擇好恰當的路徑和切入點。既不能單純從供給方來考慮，也不能僅從需求方來觀察，更不能簡單套用西方國家的做法。從我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當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出發，應考慮做好以下幾個“結合”：

　　首先，從發展與改革的結合上來規劃。一方面，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礎，也是基本路徑。經濟蛋糕大了，財政蛋糕才能大；同時，經濟發展協調了，區域、城鄉差距縮小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就自然實現了。從整體上看，要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寓于經濟發展之中，使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公共服務固然是財富的消費，但與經濟發展有內在的聯系，長期來看不但不會阻礙財富的增長，反而是財富生產可持續的保障。因此，既要有“增量”的觀點，也要有“循環”的理念，不能靜態、孤立地追求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也是改革的過程，特別是行政體制改革與財政體制改革，前者涉及政府責任意識的形成、職能的轉換、政府間責任的界定等，后者則與政府間分配關系密切相關，涉及財力與事權、責任的匹配等問題。此外，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有內在聯系。沒有改革的深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無法推進的。相對于現在的利益格局而言，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利益再分配的過程，是財富支配格局調整的過程，這就需要改革作動力。否則，利益格局的凝固化，會使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成為空洞的口號。

　　其次,從財力與制度的結合上來操作。財力只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光有國家財力的投入,而沒有相應制度的創新和改進,擴大公共服務就會落空,均等化也會成為紙上談兵,甚至是投入越多,浪費也越多。例如教育,盡管國家投入沒有達到占GDP比例4%的要求,但教育體制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師範畢業生“有崗無編”(編制被非教學人員占用),不少畢業生被迫轉行;一方面技工嚴重短缺,另一方面許多大學畢業生難以找到工作;醫學博士不能處置基本的臨床病例等等。在這種體制下,如果只一味增加投入,其效果可想而知。從邏輯上看,是制度決定了財力的配置,從而決定了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過程。在不合理制度的基礎上加大財力的支持力度,只會使扭曲的公共服務更加不均衡。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保障。

　　再次,從供給與需求的結合上來實施。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方是政府,需求方是居民。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既要考慮政府的服務能力,更要看居民的要求和滿意度。任何一項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首先要考慮需求方的意願、能力,尊重其自主選擇。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試點,就遵循了自願參與的原則,結果得到了越來越多農民的擁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最終衡量標準不是數字上的大體相等,而是群眾的滿意度和社會的和諧程度以及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

　　最后,從國家、市場與社會的結合上來運作。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并不排斥市場主體和非盈利組織的參與,國際上已出現的PPP模式(公私合作)可以結合我國國情引進到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最終責任主體,但公共服務責任是可以分解的。通過這種責任分解,讓更多主體參與進來,可以培養全社會的責任意識和參與意識,有助于形成公共服務的道德倫理基礎。在此基礎上,借助于市場力量和非營利組織的參與,也許能走出一條新路,更有助于基本公共服務的有效實現和社會成員的平等享受。劉尚希（作者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