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麗   

　　新聞眼

　　汶川大地震發生一個多月來，祖國大江南北開展了一場氣壯山河的抗震救災行動。最及時的消息傳播、最緊急的抗震救災援助、最快速的政府和軍隊應急反應……在這場與自然災害的較量中，西安以其開放、關懷和實力，傳遞了830萬市民對災區民眾的強有力支持——支持的背后，我們已然看到，這個城市30年改革開放積澱的對抗災害的雄厚基礎。

　　地震——瞬間，殘酷！

　　救援——及時，感動！

　　這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一個月里，記者走訪多位經歷唐山地震、汶川地震當事人，力求以全景呈現關于地震的“西安集體記憶”。在“5．12四川汶川大地震”這場國殤傷痛清晰可感的當下，回憶32年前唐山地震時西安本地的種種反應，不僅僅是重溫歷史，也將西安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發展的成績寫進歷史——讓歷史告訴未來，今天面對災難的從容不迫、充滿信心，歸根結底，源于改革開放30年的深厚積澱。

　　市民劉東生

　　信息傳播很及時

　　32年前的地震場景，在劉東生時年14歲的記憶里永駐——

　　“那年，我們住在用玉米■搭建的防震棚里，整整呆了四個多月。直到冬天，實在太冷了，才回家住。”提起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他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戶外避震”。“ 唐山地震的時候，西安震感不太明顯”，劉東生回憶說，自己當時并沒有任何震感，只是半夜睡覺時聽到外邊很吵，出去一看，很多人都從屋里慌亂跑出，自己跟家人也就稀里糊涂地跟著亂跑。

　　“那時候很窮，一般人家里沒有廣播、電視，更別提電腦，連聽都沒聽過，唯一的消息來源就是村里的大喇叭。”1976年7月28日凌晨的地動山搖后，劉東生聽見村里的喇叭一直在喊，但不知道在說什么，天亮以后，他才知道身邊突然發生的慌亂源于千里之外唐山發生的地震。村里集中發布的消息很有限，都是一級一級開會傳遞下去，無法滿足大家對于地震消息的需求，沒有人知道接下來還有沒有大的余震，會不會造成破壞性的災難……巨大的恐慌和對明天的未知籠罩著當時的人們。在其后長達四個多月的時間里，劉東生家和全西安人民一樣，在空曠地帶搭了簡易地震棚，吃住都在里面。

　　“那段日子過得很艱苦，白天搞生產，晚上防地震……我還記得自己在地震棚里寫下了第一份要求火線入團的申請書。”打開話匣子，這個已經進入不惑之年、女兒快要大學畢業的男人滿臉的感慨，他一再強調，“今年這個地震多虧了政府，消息靈通，咱能第一時間知道地震詳情。”

　　5月12日14時28分地震，一個多小時后，劉東生就分別從廣播、電視、互聯網上得到了最新消息。雖然也不時有謠言傳出，“但總的來說，不太慌亂”。劉東生告訴學習新聞的女兒，唐山地震時，全國的政治運動還比較頻繁，加上當時的通訊手段、渠道不如現在豐富、暢通，所有關于地震的報道都是正面報道，結果給人們造成了一定的恐慌。當時所有人都不敢住在家里。

　　“這一次地震發生后不久，政府很快就成立了抗震應急小組，設立熱線電話，詳細解答市民的各種疑惑和問題。還通過短信服務臺，不斷向市民發布權威信息，提供避震措施。通過多種途徑穩定民心。市民普遍不太驚恐，我和家里人在戶外避震兩天后，就回到家里住。總的感覺，這次地震并沒有對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造成太大影響。”劉東生欣慰地說。

　　地震報務員華安民

　　通訊實力決勝抗震“戰役”

　　5月12日下午2時28分，華安民正習慣性地走向會議室，像往常一樣準備召開3點鐘例會。突然有些頭暈目眩，他還以為自己中午沒有休息好，但走進會議室時，人們臉上流露出驚恐，桌椅都在劇烈搖動——“地震”兩個字最早出現在他的腦際。現場只有他一人經歷過唐山大地震，似曾相識的感覺，促使他下意識地大喊一聲“地震啦，快跑！”半個多小時后，華安民通過網絡得知：“今日14：28，四川省汶川發生里氏7.8級地震。”

　　32年前的7月30日，作為當時陝西國際電臺的一名年輕報務員，華安民了解到唐山發生了大地震，當時整個唐山市郵電和通訊系統全部癱瘓，震后的唐山無法與外界正常聯系，地磁、地溫、空氣磁場等變化無法告知國家地震局，國家地震局的指令更是無法下達。時年23歲的他和同事們以“紅旗小組”的名義，主動請纓前往災區抗震救災。

　　8月4日，華安民接到準許通知，和15名同事迅速趕往北京，將地震臺搜集的訊息告知北京地震總局，并及時傳達總局指令。當時的唐山地震臺已經完全癱瘓，只能靠昌黎的后土橋地震臺發布監測情況，華安民和3位同事到該臺復命發報。一到目的地昌黎，華安民他們就遇到了6.5級的余震，“地下就像放炮一樣‘轟隆隆’的，先上下搖，再左右擺，就看到地面像翻浪一樣。我們不敢把設備放到地震臺里，就在周邊的一塊麥場上搭建了簡易帳篷”。

　　華安民回憶說，當時正常情況下，每隔3個小時，他們就要將地震臺監測到的又經過特別加密的震后信息，在第一時間發往國家地震局設在北京三里河的主臺。記者從他珍藏至今的“戰地日記”中看到，從1976年8月9日到1977年2月10日，發報站共發出56993組電報。這本日記還詳細記錄了他在昌黎的八個月工作情況，8月14日這天的內容占了很多篇幅：晚上電閃雷鳴，下著瓢潑大雨。6級大風吹折了架設天線的12米日本進口的電線杆，通訊信號中斷。

　　“當時雨下得特別大，但是震后信息還得及時傳輸，我們想了很多辦法都無濟于事，最后還是用了個土方法：在天線的末端綁上農用的■犁，把它扔到附近的一處麥垛上。這個倒‘L’型的簡易裝置讓信號傳輸工作得以正常進行。”作為發報工作差錯率不足十萬分之一的“技術能手”，華安民說到這里時，還很激動地在紙上給記者畫著示意圖。

　　改革開放30年來，早已從報務員工作崗位上離開的華安民以自身感受，深切體會著我國我市通訊事業的飛速發展。他告訴記者，這次四川地震中，我市的賑災工作多個“第一時間”讓自己印象非常深刻，如市委書記、市長第一時間召開會議部署救災工作；各級領導第一時間奔赴災區前沿指揮；電視、廣播、報紙等本地媒體第一時間全天候發布信息；救援的解放軍、武警部隊、醫療人員第一時間集結并投入到救災工作中；社會各界第一時間行動起來，捐款捐物，獻血支援；電信、衛星設施等在第一時間建立通訊聯系……

　　“災區最需要什么，救援進展到什么程度，所有信息都進不來，也很難出得去。”華安民清楚地記得，只能靠極少數的短波通訊設備和明碼電報向后方傳達災情及救援情況，但也只能是少數受災嚴重的城鎮，更為廣大的鄉村根本就沒辦法顧及。  

　　讓華安民感慨的是，今年抗震救災期間，災區已有了多達20多萬名的志願者參與救援，全國報名救援的志願者也超過了百萬人，“關注災難中人們的內心世界，關注人的發展，看得出，我們的國家充滿了人文主義精神”。

　　地震傷員救助

　　西安緊急救援的人文故事

　　6月12日，我市收治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首批85名傷員痊愈出院。據了解，這次大地震中，我市60多家醫療機構共收治了299名在地震中受傷的西安市民，收治政府從災區轉運來的傷員和自己從災區來西安就診的傷員261名。不管是通過媒體家喻戶曉、關注度極高的“敬禮娃娃”郎錚，還是普通的災區傷員，都在本地頂級醫院得到了最好的醫療救治和最及時的緊急心理干預。

　　脈脈的溫情，真摯的幫助，讓西安跨越32年的歷史時空，和唐山大地震時的“西安救治”遙相呼應，共同詮釋“血濃于水”的內涵。

　　市檔案館的檔案至今清楚記錄著32年前那些感人事■。“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強烈地震，數萬傷員被轉移到外省治療。其后一年多時間，西安250萬市民共治愈唐山傷員6163名。” 

　　根據當時西安市抗震救災指揮部寫給市委的總結報告和抗震救災指揮部醫療搶救組的發言稿，記者了解到了32年前那場絲毫不遜于今天救治規模的“西安緊急救助”故事—— 

　　1976年8月1日，西安接收第一批唐山傷員15人。至19日，整批接收傷員工作結束，計接傷員專列火車13批，專機8架次。此后，開始零星接收傷員。至當年11月，全市共接收傷員6315名。其中顱腦損傷195人，頜面損傷66人，胸部損傷303人，腹部損傷45人，脊椎損傷726人，骨盆骨折717人，四肢骨折1272人，胸骨骨折724人，……脊椎損傷中，截癱166人。全部傷員中，危重病人2035人。 

　　傷員抵達西安后，被及時、妥善地安置在已經做好緊急準備的58家醫院里，受到了醫護人員和全市各條戰線群眾的熱情接待和精心救治。1976年9月7日，由西安開出第一列專列火車，護送第一批治愈傷員返回家園。至1977年9月，全市共治愈唐山傷員6163名，分期分批返回家鄉。經努力搶救無效死亡25名，其中因患各類癌症和老年冠心病等死亡19人，死者骨灰、遺物均妥送唐山。

　　當年的《西安晚報》曾這樣報道：地震后，市衛生局連夜召開所屬醫療單位負責同志會議，……截至7月30日，已組成了160人的醫療隊，隨時待命，奔赴災區；許多醫療隊還深入到農村，幫助社隊恢復合作醫療隊站，培訓赤腳醫生；到8月4日，市醫藥公司已分別給市赴災區醫療隊和搶救傷員的有關同志送去醫藥和醫療器械72種。

　　32年后的今天，不但西安續寫唐山地震救治傷病員的感人故事，一支支高擎陝西、西安旗幟的醫療救助隊也吹響了“向汶川災區開進”的集結號。截至目前，全市共組織了1支地震救援應急大隊、共44人前往北川搶險救災；組織了5支醫療隊、共123人前往廣元、廣漢109隧道進行醫療救治；組織了2支防疫隊、共22人前往青川參加防疫。另外，組織205名特警隊員前往廣元維護社會治安；組織了10名建築規劃專家參加廣元災區重建工作。災區無數傷員得到了救治，防疫消毒工作有序進行，災后重建工作迅速展開——

　　其實，在關注醫療救助的同時，西安本地慈善事業的蓬勃發展，也在此次抗震救災活動中得到了最好證明。紅十字會、慈善協會等各種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團體，將人們踴躍捐獻的愛心款和物資及時送達災區，在和民政等各方政府力量整合的同時，向各界展現了西安具有深厚人文關懷精神的一面——這在32年前單靠政府實施救助和援建的唐山大地震，是無法想象的。

　　飛行員高永發

　　“第一時間”見證西安駐軍發展

　　如果說，作為“白衣天使”的醫護人員以救死扶傷的情懷，見證了改革開放30年來西安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那么，作為“共和國衛士”的解放軍則以保障有力的責任意識，護佑了風雨飄搖中的人們和他們已經化作碎石瓦礫的家園。西安衛星測控中心以及眾多只能以“駐陝某部”稱謂的部隊官兵，終將留在2008年的西安年度記憶當中。

　　和這些子弟兵一樣，因為舉國震撼的大地震，年過七旬的高永發留在了1976年的中國年度記憶當中。這位曾在第一時間為北京送去唐山災情詳細訊息的前中國人民解放軍飛行員，以親身經歷為記者比較了32年前后我軍裝備的變化和發展。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唐山發生里氏7.8級地震。三個小時后，陝西某空軍航校機長高永發和領航員朱文瑛一起，駕駛一架空軍運輸機，穿過唐山上空厚厚雲層，機頭直指天津楊村——他們此行任務是將唐山市派出的劉忽然、張志仁組成的地震匯報組安全送達北京，向國務院匯報災情。

　　高永發回憶說，1976年7月27日，包括自己在內的陝西某空軍航校14人按既定的領航訓練安排，飛咸陽—太原—唐山—公主嶺—齊齊哈爾一線。當天上午11點多，考慮到一天飛行任務結束和補充給養，他們在降落唐山機場后，決定在機場招待所休息一晚，沒想到一場災難已經悄悄來襲。在次日凌晨發生的大地震中，因駐地遠離市區，航校訓練隊14人全部安全。

　　“報告首長，我們是執行任務途經這里的運輸飛機，機組成員都經過嚴格的復雜氣象飛行訓練，可以起飛，請首長下命令吧！”聽領導說由于地震通訊中斷無法與中央取得聯系，高永發站出來主動請纓。當時唐山風雨交加，并不是高永發等人慣常訓練的飛行條件。然而，災情就是命令，時間就是生命，6點42分，高永發駕機、朱文瑛領航的01號飛機起飛前往天津，后乘車輾轉北京匯報災情。

　　32年過去了，“真是地下天上的變化吆！”說到現在，高永發激動地說。時刻關注四川地震災情的他從電視、報紙等媒體上了解到了很多信息。解放軍在災情救援中的突出表現，好像已在他心中一一羅列，他一個個數著告訴記者：西安衛星測控中心調度的“風雲”、“資源”、“北斗”等15顆衛星，不僅可以繪制氣象雲圖、普查地貌，還能提供導航服務；軍地遙感飛機、無人機則提供了珍貴的分辨率很高的彩色圖像，連哪里山體滑坡，哪里水勢陡漲，都能做到一目了然……

　　“所謂‘軍民戮力，共紓國難’，雖然經歷了32年的風雨變遷，但有一點始終不變”，高永發說，這就是抗震救災的主力仍是人民子弟兵。在這次四川大地震中，整個陝西省、西安市投入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解放軍和武警官兵參與搶險、保障和醫療救助。

　　在關注四川災情的同時，老人也時刻關注著我省抗震救災的情況——源源不斷的捐款捐物、日夜排隊踴躍獻血的人們，都讓老人感慨不已。他說，當年搭建的地震帳篷到上個世紀90年代才徹底拆除，但現在有了“全國人民一條心”的抗震救災熱情和信心，“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國家已經具備了雄厚的經濟實力，災后重建肯定不會再那么久”。      

　　記者感言

　　積蓄一種力量叫崛起

　　5月12日下午地震發生時，突然而至的巨大災難瞬間擾亂了原本平靜的生活——那一刻，對于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我們，來得似乎太過于驚心動魄；很快，舉國上下整合力量，向災區源源不斷輸送愛心和救援物資的熱潮，迅速將我們融入其中。災難的洗禮和愛心的凝聚，讓年輕的我們相信：彼此雖相隔千里，卻始終相倚。

　　我們看到，與32年前唐山大地震救援相比，從國家到地方、普通民眾，都展現了一個全新的形象：最及時的消息傳播、最緊急的抗震救災援助、最快速的政府和軍隊應急反應、最空前龐大的志願者隊伍，國家第一次降半旗為普通民眾的遇難進行為期三天的全國哀悼……

　　對此，我們歸結于改革開放30年的積澱——在整個國家凝聚力量30年發展的宏大背景下，抗震救災正取得光榮的勝利。作為內陸城市，西安雖然也遭受災害，但依然可以真誠地向四川和省內災區伸出援手。

　　鳳凰涅槃，浴火重生，苦難只會讓我們更加堅強。千百年來，我們的民族積蓄了一種力量叫堅強；59年來，人民共和國積蓄了一種品格叫不屈；30年來，我們的改革開放積蓄了一種力量叫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