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王勇超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他是一个陕西人。陕西，一个奇特的区域，王道和霸道并行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具有双重的性格：秦文化的侵略性和儒家文化的防御性一直交织影响着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许这是一个历史负担，但它无可避免地影响了王勇超和他的博物院。

　　个人的命运总是容易被社会所左右，然而，斯蒂芬·茨威格固执地说："命运总是迎着强有力的人物和不可一世者走去。多少年来，命运总是使自己屈从于这样的个人：恺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因为命运喜欢这些像自己那样不可捉摸的强权人物。"

　　他曾经是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或者是一个普通的民俗藏品收藏者，但性格里有些固执的东西驱动着他走上另一条路，让他做出跟常人不一样的决定。他也曾有过动摇，觉得对家人有愧疚，当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更大的梦想在等待着他。

　　爱人为大

　　整洁明亮的客厅里挂着康有为先生的字，"爱人为大"。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身"，这是《礼记》中孔子阐述"君子之人"时与鲁哀公的对话。这个深受儒家思想教化的读书人，天都集团的董事长，把自己的办公地点设在了书院门。

　　已经年届知天命的王勇超现在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平淡，"名利没有多大的诱惑力，人到这个份上，平为贵"。过去20多年里，王勇超的身份一直是一名企业家，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就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开始经商，随后投身房地产业，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那是一个被认为"到处都有机会"的年代，相当多的"富豪"们都在那段时间里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而舶来的商业思潮也开始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

　　很多在那时觉醒的中国第一代企业主都成为了新教主义者，他们认为人活着应当勤奋，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赚更多的钱，拥有新教精神中的勤、俭、诚实、信用等美德，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赚钱已成为"天职"，或"义之所在"。

　　"爱钱我也不干这事"，王勇超说，出生在长安农村、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的他没有变成新教主义者，而是继承了儒商"仁爱立人，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乐于施善"的性格，他说"我这个人重情，这些民俗的东西都是不可再生的，是咱祖先留下的家当，怎么能忍心看着很多东西不见了，被认为是一堆垃圾呢？"

　　在这种情感的驱动下，从1989年开始，事业小有成就的王勇超开始有计划地投入资金保护一些民俗藏品，其实在这之前，拴马桩、墓志铭、石牌楼、木质雕刻等，已成为一些文物贩子的猎取对象。来自天南地北的古董鉴赏家、文物贩子以钱开路，或者以重金收买当地相关部门的某些主管领导，或者在不知不觉中盗运盗购。一时间，偌大的渭北高原成为文物贩子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

　　王勇超面对的不仅是来自各地文物贩子的压力，还要面对来自某些行政主管部门由于不理解而导致的政策性阻拦。其实困难还不止这些，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出台一部有关个人收藏散佚于民间文物的相关规定。

　　"今天恢复的只是冰山一角，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大量的东西都在各种人为的破坏下消失。"王勇超很平淡地说起这些。在对渭北农村古树名木的普查过程中，他曾眼看着一些农民把几百年才能长成的古槐、古柏、古茶树、古木瓜树、古皂角树随意砍伐当做劈柴烧毁，于是自己不惜花费巨资，雇人挖掘抢运；那些数目巨大散落于渭北各地农村的石刻、经幢、拴马桩、墓碑以及许许多多的石刻门头、门墩、柱石、饮马槽和同样是造型精美、构图严谨的木刻，或者在碎石机中被化为粉齑，或者被当做垃圾焚烧处理，或者被文物贩子倒卖。自己能做到的，也仅仅是补救。

　　"过去的那份艰难到现在，是难以想象的"，王勇超说，而现在面临的最要命的东西是有些领导干部的理念所造成的人为障碍，希望政策方面能尽快有所突破。如今，行程已逾40万公里的王勇超已经用车轮和双脚丈量了三秦大地的各个角落，他集团下属8家公司的利润也基本上全投向了这个起初不为外人理解的事业。有时候王勇超也会遇到资金紧张，"从十几年前到今天，陕西各家银行的行长挨个叫，都来我这里看过，但他们都认为这是政府应该干的事儿，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给我钱，中间没有半点突破。"

　　大事和性格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各种外界环境的制约影响下，谁也不知道王勇超和他的博物院的下一步是什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有一个梦想，"总觉得这个事没干完。"

　　他是一个有独特性格的人，他对待他的朋友和他的收藏品"重情"，对他所不认识的人"向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他在人情上是宽厚的，但他又对自己显得"倔强刻薄"，也觉得因为自己的事业对不起家人。他曾有一个"王石头"的外号，不是因为他爱收藏石头，而是因为"别人认为干这个事情最傻。"

　　或许王勇超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他是一个陕西人。陕西，一个奇特的区域，王道和霸道并行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具有双重的性格：秦文化的侵略性和儒家文化的防御性一直交织影响着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许这是一个历史负担，但它无可避免地影响了王勇超和他的博物院。

　　他觉得江南的民居格局太小，文人气息重，符合南方人的性格，但跟关中的不能比，"关中的民居大气，有气势，有北方人的粗犷，有一种霸气"。对"霸气"的推崇也表现在他的谈话中，尽管他一再说，人活着应该把握住自己，低调点，说这话时他的语气也总是低沉的，但不经意间对一些他所认为不称职的官员的随意臧否，也让他这种双重性格悄然显露。

　　王勇超现在很清楚，自己所做的是"真正的大事"，他说，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知和认同是一个民族觉醒和振兴的重要条件，愈是高速发达的当今世界，人们愈不能丢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由民俗包裹着的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根本。

　　他说，也谈不上历史责任感那样的高度，只不过人要有良知，有正气，要对得起自己，干一点有意义的事，"再谈不上多高的境界了"。他说，人要知道羞耻，连羞耻都不知道，怎么做事？听到他说这些话时，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在21世纪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成功商人，而是一个传统的儒家老先生。

　　他认为，西安现在的历史博物馆、明城墙、兵马俑、汉阳陵和周边数不清的帝王嫔妃墓葬，这些正统文化的历史遗存，"只是凝固的文化"，而他的藏品可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感受祖先的生活方式，从生产工具到生活用品，从日用器皿到衣食住行，体验祖先所创造的文明，从而领悟民族文化的树大根深。

　　他的过去充满了苦涩和艰辛，"不仅投入了巨额的财力、物力，耗费了人生最宝贵的青壮年时光，还经常为收一两件好东西，要东挪西借，"但他现在觉得，他因为他的藏品现在是"西安市最富有的人，当然不是指金钱上"。

　　他说，现在机遇来了，环境来了。文/本报记者 容与 图/窦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