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团人员在抚顺留影。（白明路提供）

　　记者陈颖张波实习生张静

　　1954年至1956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组织对羁押于抚顺中央直属监狱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包括日本前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日本关中厅最高行政长官潮海辰海在内的战犯，最终站在新中国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正义的审判。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退休干部，已年逾七旬的白明路老人当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法律工作者，亲历了对日本战犯侵华罪行的侦讯工作。在这位资深的检察官眼里，日本侵华的罪行铁证如山、不可动摇，任何历史时期都容不得半点篡改。

　　丧钟敲响了

　　1945年前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抓获了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己为首的大批日本战犯。战争结束后，苏联方面对山田乙己等积极策划进攻苏联的特大战犯进行了审判；对于大部分主要发动侵华战争、掠夺和杀戮中国人民的日本战犯，则于1950年7月移交给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共计969人。

　　1954年初，春寒料峭。辽宁省抚顺市市郊的战犯管理所。

　　这批在押日本战犯中，有关东军的高级将领、有从事细菌实验的技术人员、还有大大小小的日本间谍和特务头目。其中级别最高的，是曾出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

　　1954年1月，中央政府决定审判这批日本战犯，从检察、公安、中联部等系统抽调了300多人，展开对日本战犯的侦讯工作。时年20岁，刚刚进入西安市检察院工作不久的白明路，也被选派至东北，参加了这项工作。

　　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意义重大，世界瞩目，该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抓，彭真和廖承志负责。1953年年底，白明路和来自全国各地司法战线的300多名工作人员来到北京，着手审讯前夕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整理苏联红军转移过来的各种资料；二是学习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日本战犯的审判经验；三是调整心理。”白老强调说，当时参加侦讯工作的多是新手，缺乏经验，加上长期受日本人的压迫，多多少少会有人怀有“惧日”或“复仇”心理，这些，都不利于公正的审判，所以，心理的准备更为重要。

　　集训结束后，中央决定成立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李甫山任团长。1954年3月，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谭正文把战犯们集中起来讲话，向他们宣告中国政府将依照有关法律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并向他们讲了有关政策，要求他们既要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又要争取主动交待，立功赎罪。

　　在许多的日本战犯看来，审判的开始，意味着对他们的丧钟已经敲响。

　　日军罪行罄竹难书

　　与此同时，在山西太原，还有一批共140余人的日本战犯也开始接受审讯，这批战犯是既参加过侵华战争，又参加过阎锡山部队打内战的“双料货”。

　　侦讯工作一开始，工作团按照军队系统、伪满系统、特务间谍和军政系统将案件分成4个大组，大组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由审讯员、书记员和翻译等几名工作人员组成，负责7~8名战犯的侦讯工作。白明路所在小组主要负责对以内藤一男为首的关东军沈阳地区特务机关成员进行审讯。

　　“一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任凭你怎么问，他们就是不开口，一些‘大家伙’还表现得非常傲慢，甚至追问我们的审讯是哪里批准的，是不是合法。”在这些侵略者看来，新生的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审判他们的能力，肯定要请美国人或者苏联人出面，所以，面对一张张年轻的中国面孔，他们多以沉默抵抗。

　　在对内藤一男提审三日无果的情况下，侦讯小组转换策略，通过战犯管理员探测他的心思，果然，内藤一男认定：“你们的政策是对军队松，对特务严，我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不如不说。”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们是不可能低头认罪的。”工作团改变策略，开始进行艰苦的调查取证。一方面是内调，到东北四处调取档案和文件，一方面外调，奔赴各地寻找人证物证。

　　“我们掌握的很多证据资料，都是美军移交过来的，包括日本政府的很多文件资料及日军自己拍摄的纪录片。这些资料，清晰完整地暴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计划，具体到天皇是怎么指示的、御前会议是如何决定的、军部是如何准备的，都有详细的记录。”白明路说。

　　同时，检察人员还深入到东北各地，搜寻日军的罪证。白明路就曾沿着锦州、赤峰、林西一带搜集日军杀戮中国劳工的罪证。

　　“1939年，日军为了进攻苏联，俘虏大量中国劳工在大兴安岭一带修筑工事，这里成为死人最多的地方。我们找到现场的万人坑、乱坟岗，在当地人帮助下挖出累累白骨，进行了拍照取证。”

　　在铁的证据面前，战犯们不得不低下了头。加上工作团以“学习会”的形式，做战犯中下级军官的工作，使他们逐渐觉悟，开始供述自己的罪状和揭发上级的罪行。

　　没想到还能回日本

　　尽管日本的侵华罪行昭昭，但中央政府仍反复强调审讯工作的缜密性。周总理亲自指示：如果一条证据不确定，宁可不定罪；一旦定罪的，要铁证如山，必须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国际法的检验。

　　最后，工作团的侦讯工作不仅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表扬，也让日本战犯心服口服。他们一直等待着金发碧眼的审判官的到来，没想到最后，就是这群年轻的中国检察人员把他们送上了审判台。内藤一男最后向白明路他们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们不动声色地，就把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搞清楚了，我不得不佩服、不得不认罪。”

　　鉴于关押于沈阳和太原两地的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在关押期间已接受了人道主义的教育和改造，对自己的罪行都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国政府决定仅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

　　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6月9日~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前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进行公审，并判处铃木启久有期徒刑20年，其他7名战犯分别被判处13年~18年有期徒刑。7月1日~20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前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进行了公审，这些战犯分别被判处12年~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6月10日~20日，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对战犯富永顺太郎等8名战犯进行公审，8名战犯分别被判处8年~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3批对关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

　　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人道主义的改造后普遍给予宽大处理，到1964年全部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在日本引起积极的反响。

　　白明路回忆说，在被关押期间，潮海辰海和内藤一男两人从早到晚就是用扑克牌算卦，照他们说，算来算去自己都活不了，怎么都没有想到，还能回到日本。

　　当年作为书记员的白明路还在笔记本上摘抄了潮海辰海等战犯当年写下的自悔书：

　　潮海辰海：我清楚，我在中国都干些什么，在对中国人杀戮、掠夺和奴役，无论哪一条，都能判死刑。我早都做了准备。最后，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是以礼管理、以理审讯、以理服人，我终生难忘，如能生还日本，必将写书铭告国人，永记这场战争，不忘感谢中国人民。

　　据了解，这批战犯释放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几十年来为反对侵略战争、促进中日和平友好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加完对日战犯的侦讯工作后，白明路回到陕西，不久，他进入西北大学法律系就读，此后多年在检察战线上工作，亲手惩治了不少犯罪分子。但审讯日本战犯的那段经历却历久弥新，难以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