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民牺牲人数：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的铁骑蹂躏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共牺牲3500余万军民，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8％，他们在中华民族生存的危机时刻，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英勇气节。

　　■中日两国国力对比：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中国为1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580万吨，年产弹药可达50万吨，旧中国没有重工业基础，年产钢不过4万吨，年产弹药几千吨，武器主要靠进口。

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

南京大屠杀后，日军经常用中国士兵 俘虏和平民进行刺杀训练。

　　不能忘记1937年12月13日，不能忘记惨死在侵华日军手下的30万中国同胞，不能忘记那血腥的一幕幕……因为，历史，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再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名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七三一嗜血魔窟

日军焚烧受害人和动物尸体的 焚尸炉。小图：被做过冷冻实验的手。

　　平房，在1933年前的“满洲地图”上还找不到名字。它地处哈尔滨市南约20公里，较为偏僻。然而，1935年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下，原意为“平安”“太平”的“平房”却成了杀人嗜血的魔窟。魔鬼们的嗜好是做残酷的活体试验并生产作战用的细菌。

　　七三一部队将作为活体试验的人称作“马路大”（“马路大”系日语译音，原意是木头）。为了更充分、更快捷地掌握各种试验数据，他们将“马路大”编成组进行“对比试验”。在上田弥太郎的日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载：“昨天的成绩足以使班长三谷军医少佐喜出望外，空前未有的感染率，血象的典型变化，我对今天的血液变化怀着极大的期待进入了7栋。我往里一看，只见××号即将死亡。如果死了可不得了！若是这样的死去，不能采血，那么好容易进行的重要试验就会失去结果。我慌了，喊了一声：‘××号’，不见他回答，我便利用手势告诉同一牢房的另外4个人：‘把他的手拉到门口来！’4个人踌躇着一动不动。我骂他们：‘快！快！混蛋！还不快点吗！’警卫也用枪对准他们。他们似乎下了决心的样子，把那个已经瘫软的身体轻轻地扶起来，送到了门旁的窗子附近，我所需要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他临死前流在这个活人体内的豚鼠血液。从入口处拿出的手，已经是青紫色的，变得冰冷。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胜利感。班长是多么渴望这一成果呀！我抑制着难以名状的兴奋心情，拿起了注射器。“扑哧”一声刺进了肘静脉。黑色的血液一点点地被吸入注射器。3毫升、5毫升……他的脸渐渐地苍白，连呻吟也听不见了，只是喉咙里发出像虫鸣般的声音。由于难以忍受的屈辱和愤怒，他双眼一眨不眨地瞪着我。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无所谓。‘只要采到10毫升血液就可以了。’我认为人在死亡时的痛苦是不值得同情的。我尽快处理完血液，再次向牢房里望去，只见他痉挛着的脸，在微微地抽搐着，呼吸变得越来越微弱，已进入临死前的一种呼吸状态。”

　　据资料显示，1940年，七三一部队的军费增加到了1000万日元，已开始大批量生产细菌。他们主要的菌种有：鼠疫、伤寒、霍乱、赤痢、炭疽等。这些菌种都具有毒性大、传染力强、便于生产、成本低、对自然条件抵抗力强等特点，便于细菌战的应用。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生产的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柄泽十三夫在滨海军事法庭上供认，七三一部队在开动全部生产设备的情况下，每月可生产伤寒菌800至900公斤；或者生产鼠疫菌300至400公斤；或者生产炭疽菌600公斤；或者生产霍乱菌1000公斤。可见，七三一部队已经形成对整个人类的毁灭性打击力量。

慰安妇永远的痛

被日军抓去做“慰安妇”的妇女。

　　随着“南京大屠杀”幸存下的证人李秀英的去世，能亲身见证那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每个人的诉说，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老人往可乐瓶做成的水烟筒装好烟丝，抬起头来，望着记者说：“问吧，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坐在老人的面前，很久很久，记者不知道怎样开口。如果有可能，记者会永远不问60年前在她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老人将嘴抵近水烟筒，深吸了一口，又叹息般地吐出烟雾，然后说：“那年春天，我还不到15岁……”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未满15岁的陈亚扁正在海南陵水县鸟牙峒村家中的堂屋里织着桶裙，嫂子和姐姐则在一旁舂米。突然，几个端着枪的日本兵闯进屋来，姑嫂三人吓得扔下了手中的活，惊慌失措地呆在那，不知如何是好。“如狼似虎的日本兵堵住门，叽哩咕噜地一阵乱嚷，眼睛在我们姑嫂3人的身上扫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停留在我身上。日本兵把我姐姐和嫂子赶出门，然后用匕首割断我身上系着的连着纺车的缠带，把我拉起来，用手在我身上乱抓乱捏，并粗野地剥光了我的衣裙，又把我按倒在地上……不管我怎样哀叫、挣扎，他们都不停下来，还兴奋地狂叫……直到我昏死过去。”

　　从那以后，日本兵就经常来找陈亚扁，直接在马背上或村寨外面施暴，陈亚扁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毒打。

　　“后来，日本兵索性把我抓到砧板营的军营，一同被抓去的还有同村的其他漂亮姑娘。我们被关在两间简易的木屋内，成了固定的‘慰安妇’，由日军士兵日夜轮班看守。每天晚上我们都要遭受日本官兵奸淫，遇到轮奸时至少是二三个，多时有四五个不等。”

　　在军营中，她们白天给日军食用的大米挑沙子，收拾房子，夜里则供日本兵发泄性欲，有时白天也会遭到日军官兵的强暴。

　　“3个月后，砧板营日军奉命把我押送到百里之遥的崖县藤桥慰安所。在藤桥慰安所里，我被关在盒子式的第二层木楼上，楼下还关着其他姊妹。由于当时我年纪小，不来月经，奸淫我的日军官兵人来人往，整夜不断……我还听到姊妹们的呼救声和啼哭声，也听到日本官兵嚎叫和狂笑声。”

　　一年后，陈亚扁从藤桥慰安所又被弄回砧板营军营，关在一间房子里，相连的房子里还关住着同村的其他姑娘。砧板营军营离陈亚扁家所在的村庄仅一里之遥，不时传来村里的鸡啼牛哞声，可陈亚扁却无法见到家人的面。秋去冬来，家人送衣裙添换，也只能通过看守递进来。

　　“我在日军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非人的折磨近4年之久，从未满15岁的黄花少女到浑身创伤的18岁的大姑娘，其间受到数以千计的日军官兵蹂躏，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才得以逃离魔窟与亲人团聚。”

　　由于遭受日军长时间的心灵与肉体上的摧残，陈亚扁虽然逃脱了魔窟，但却已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她一个人躲到深山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野人般的生活。建国以后，政府把她从山里找回来，分给土地，给了她自由生活的权利。

　　1957年12月，30岁的陈亚扁嫁给了同村的一个鳏夫，然而不到一年，丈夫便去世了。3年后，陈亚扁再次嫁人，并生有一女。几年前，陈亚扁老人的第二任丈夫也已去世，现在老人和女儿一起生活。

　　“我活不了多久了，我什么也不怕了，我是慰安妇，我要把我的经历告诉所有的人。”说这话时，老人紧紧抓着记者的手。

　　据有关专家考证，在日军侵华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成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我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陈亚扁老人的经历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因为种种原因，大多日本慰安妇制度的受害人至死都没有说出自己那段悲惨的经历，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像陈亚扁老人一样站出来，把那段苦难的历史告诉给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