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将军和夫人梁枫。

54年前带兵入藏是范明将军戎马一生最宝贵的经历。

　54年前，将军率领千人之众进入雪域高原。西藏人民“翻身农奴当主人”的歌声中，将军功不可没。

　　54年后，已经91岁高龄的将军眉发雪白，每天安静地读报，从中央到地方，一个不落；举手投足间，当年金戈铁马、指挥若定的气度让来者不由得肃然起敬。

　　将军范明，原名郝克勇，陕西临潼人，由于早年革命需要，在毛主席建议下，改名范明，1955年共和国第一次授衔时被授少将军衔。上个世纪50年代，带兵进藏的将军曾先后担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和西藏军区副政委等职。老人说，自己戎马一生，带军进藏最值得夸耀。

　　9月20日下午，我市南二环朱雀路干休所。屋外，秋雨下得正急；屋内，年过90高龄的将军夫妇，平和而安详，向记者娓娓而道当年2000公里进藏路的艰辛和高原八年的工作与生活……

　序曲 将军进藏一月四变

　　“进藏命令是彭总直接给我的。”范老回忆说。在暖黄的落地灯光中，老人眯着眼睛，由于年事已高，听力下降，记者的很多问题都必须经过将军的小女儿郝西燕转达给他。老人紧锁眉头，似乎在费力地回忆：“我原来对西藏情况了解不多，彭总布置任务以后，我就立刻向兰州地下党工委书记杨实请教，翻了很多资料，又派人到西宁调查，才终于弄清了西藏的历史渊源、宗教和达赖以及班禅之间的关系，还有当时班禅滞留青海的原因。最后，我又把了解的这些汇报给了彭总。”

　　这时候，新中国的成立让当时的西藏达扎政权十分恐慌，很快就发生了清末以来西藏第二次大规模的驱汉事件，以此开始，解放军进藏出现了重重障碍。针对当时西藏的现实问题，中央下达了“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对藏决策。1950年9月，中央军委下令“解放西藏的任务以西南军区为主，西北军区为辅。分四川、云南、青海、新疆四路同时进军。范明担任青海一路司令员兼政委。”

　　“一月内是否由我带西北军区进藏，就变了四次。”在小女儿的协助下，范老用严肃又戏谑的语言向记者讲述了50多年前颇具戏剧性的四次变化。原来，1950年9月下旬，范老接到彭总命令，去新疆迪化任市长；几天之后，接到带兵进藏的命令；10月下旬，接到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通知，要他随彭总赴朝作战；不几天，又接到彭总和西北局通知，负责西北军区进藏事宜。

　　尽管正式任命一直没有确定，但早从1950年春天起，西北西藏工委就开始了紧张的进藏筹备工作。他们先后派出400多名干部，分赴北京、上海、湖北、陕西等地，集中采购骡马、驮牛、粮草和器材等，到7月份才基本完成筹备工作。

　　万事俱备，入藏的具体路线却让范明犯了难。“我当时专门派人收集了由青海入藏的几条路线情况，对路程、气候、山川和路况等进行了详细调查，才决定走中路。”

　　历史的巧合在这时出现———原来，范明等人所决定的这条路线，正好是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藩古道。

　　1951年8月1日，范明率领西北西藏工委机关和入藏部队，从兰州拔营出征。

　　“当时，我们抱着去了就回不来的想法。”90岁高龄的范明夫人梁枫在旁低声说。当时，梁枫任职青年团西北西藏工委副书记。

　壮歌 见证高原最美的风景

　　“8月，正是高原气候最好的季节。”似乎要努力穿梭时空的隧道，让曾经的一幕真实再现眼前。范老用一种舒缓的语调回忆道，当时长长的行军队伍在广袤的青海高原上蜿蜒前行，大家热情高涨，欢快的歌声和号子声可谓响彻云端。

　　然而，在高原行军，且前途生死难卜，大家的热情终于在第二天部队翻越海拔3500米的日月山时，受到了进藏路上的第一次严酷考验。队伍中的歌声逐渐小了，最后只有沉闷而又杂乱的行军踏步声，战士们呼呼喘着粗气，在逐渐稀薄的空气中，情绪也低落了很多。

　　9月3日，进藏部队到达5200米的诺木冈。到了这里，这些大部分生活于内地平原地带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山外有山。高原上，看似纯净的阳光灼得人脸面刺痛、稀薄的空气似乎要完全窒息大脑，长途跋涉的人们机械地向前艰难挪动。由于严重的高原反应，战士们轻则呼吸困难，头痛胸闷；重则恶心呕吐，昏倒在地；连乘马和驮畜也张开嘴巴，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呼呼地喘一阵粗气。部队行进速度极其缓慢，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几分钟，气氛比过日月山时更为沉闷。

　　范老说，当时看到大家情绪低落，心里着急地想骂娘。他立即调动各级领导，要求做好部队思想工作，开展互助活动，同时又组织文工队发挥宣传鼓动作用。“人家还带头吼秦腔呢，平时嗓子沙哑得很，那天吼起来倒蛮像回事的。”将军夫人扭头看着满头白发的将军，笑着说。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文工队的锣鼓和快板响了起来，歌声由小到大，士气也重新被鼓动起来。

　　众所周知，过了唐古拉山，才能说真正进入西藏地界。10月初，范明率军沿清代“西安将军”的入藏路线，向白雪皑皑的唐古拉山挺进。史载，“西安将军”额伦特和马步芳曾率军队，多次想从这里通过进入西藏，结果却都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山谷之中，进退两难。“能不能到西藏，就看能不能翻过唐古拉山。”范明回忆说。

　　10月19日凌晨，范明率独立支队开始攀登唐古拉山。他说，6000多米高的唐古拉山海拔高，风也疾。只要一刮风，就会变得昏天黑地，随着天上大团云朵急剧变化翻滚，一会儿的工夫，地上就会铺上厚厚一层冰雪。宿营地上，大伙好不容易才支起来的帐篷不是被风刮跑了，就是被深埋进大雪堆里。“缺氧本身就头痛难受，但大家还是非常兴奋，因为过了唐古拉山，进军拉萨就指日可待了。”

　　就这样，经过七天七夜与大自然和自我意志的坚强抗争，独立支队终于翻过了天险唐古拉山。当11月27日，他们穿过黑河、当雄、羊八井，胜利抵达拉萨时，很多同志因为高兴热泪盈眶。

　　在范老寓所的客厅，一张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照片高高悬挂，照片上，写着娟秀的毛笔字：范明将军留念。将军夫人告诉记者：“那是班禅送给范老留念的。”对于暮年的将军夫妇而言，这张照片不仅承载了许多光辉岁月，也记载了一段美好的个人友谊。

　　1951年2月27日，范明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稍后，他受命赴西宁塔尔寺就职。“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和班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时隔54年，范老望着自家客厅墙上挂的十世班禅确吉坚赞的照片，告诉记者道。当时，班禅致电中央，请求晋京觐见毛主席。在中央批示同意下，4月19日下午，范明陪同班禅启程北京。当他们到达兰州十里铺时，受到了当地党政军负责同志、机关干部、群众团体代表等各族各界群众三千余人欢迎，下榻的西北大厦则完全按照宗教仪式进行布置，走廊铺红地毯，墙壁和设备用黄色缎子装饰。4月27日抵京，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等90余名领导人前往欢迎，各界群众代表500余人，举着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巨幅标语“欢迎班禅额尔德尼！”“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迎接。班禅等所乘的专车由用红黄两色彩绸装饰的机车牵引，在军乐声中徐徐开进北京车站。这一年的“五一”观礼，范明和李维汉陪同班禅大师登上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和班禅单独会面。范老说，那次会面，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七条协议”奠定了基础。

　插曲 班禅的汉话说得流利

　　范老拿出自己早年写的回忆录，翻到一些重要记事，说：“和班禅共同的回忆很多。”

　　“那个时候，我们家和班禅及达赖也时常互有走动，他们经常请我们去做客。”梁枫回忆，当时考虑到自己一家汉人的饮食习惯，班禅都会特别准备一些和内地人家类似的饭菜。尽管班禅配有专门的汉文老师，但还常常请教范明，当时大家都笑谈“范明是班禅的半个汉文老师”。确吉坚赞年过50就辞世而去，“可惜了，那是一个非常善良、聪明的人啊！汉话说得流利。”看着墙上班禅微笑的照片，将军夫妇神色顿时黯然。

　尾声 夫人不爱红装爱武装

　　采访中，由于耳背，将军时常沉默，倒是将军夫人谈吐自如，帮助将军回忆了很多往事。革命女战士、妻子、母亲，这个如今头发雪白的老人当年身担三重角色，像当年其他百名进藏女兵一样，有着太多外人无法理解和想像的幸福和艰辛。

　　“1951年，我36岁，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妈了，战争结束，应该和孩子们团聚了。但直到1958年，我们根据组织要求从西藏返回内地。”老人长叹一声，说，本想尽母亲职责的自己突然接到组织调令，奉命要去西北西藏工委工作，也就意味着进军西藏以及长年留藏工作。“当时没办法，就只好撇下孩子。”梁老回忆说，孩子们被分别放置在兰州和西安两地，最大的当时4岁，最小的才一岁多。“那个时候工作高于一切，革命需要啊。”老人说，进藏的时候自己已经怀有身孕，为了保住孩子，甚至连骡马的安胎药都吃了下去，才终于在拉萨安全地产下了小儿子。说这些时，将军夫人的眼睛里闪现一些亮晶晶的东西，话题很快转到在西藏的工作上，脸上刚刚出现的悲戚转瞬即逝，表情也立刻乐观起来。

　　将军夫妇可谓名副其实的“夫唱妇随”。经过100多天的长途跋涉，梁老跟随着范明将军率领的进藏部队抵达拉萨。当隆重的欢迎仪式渐渐归于平息时，做青年工作的梁老开始要面对纷乱复杂社会下的各种情况。1952年，西藏团工委成立。“那个时候我们就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在藏族青年中开展广交朋友、联络感情的活动。”她说，当时自己利用和班禅及达赖的个人交往，与达赖的姐姐次仁卓玛、拉鲁夫人等也有亲密交往，组织他们学习政治，向他们宣传“十七条协议”，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他们要求学汉文，就给他们配备专职汉语老师。“1951年国庆节时，有几位贵族小姐在庆祝大会上表演自己编排的藏族舞蹈，一部分贵族少爷还在拉萨首届运动会上进行足球表演，这两件事，在拉萨轰动一时，影响很大。”不愿多谈家庭，但对工作似乎有满肚子话要说的将军夫人，微笑着，向记者展现了上个世纪50年代进藏女兵最为坚毅的一面。

　■文／图记者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