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党史的严肃和写作的热情成就了独树一帜的“红”作家白黎。

在老家安塞的一个山沟里，白黎再寻童年记忆。

　　贫瘠的黄土高原，独特的人文资源，承载着中国革命轰轰烈烈的多幕壮剧。一个从陕北沟壑里成长起来的老人，怀着对那段红日出山般历史的向往与崇敬，以超乎常人的吃苦精神、不算高的文化程度和特有的倔强，坚持着终生的寻访。50年岁月，十余万里路，寻访了上千名当事人，写就10部“红色”题材著作……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而感人的故事……

　　在纪念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70周年的采访过程中，记者不期而遇了一批“资料”，遭遇了一位典藏历史事实与历史细节的老人；令记者大感意外的是，将这些尘封的历史事实与细节寻访求证、艰辛撰写成书的白黎先生，却是一个从黄土沟壑中走出、没有多少“墨水”的陕北老人。

　　结缘《西行漫记》

　　当第十部红色题材著作结稿时，白黎习惯性地拿出一枝香烟点着。青烟袅袅中，这个严肃的老头眼神中闪过几秒钟迟疑，脱了鞋子光脚随意蜷缩在椅子上，动作有些无所谓，话语里却着实透着些固执和严肃。

　　被过去的时代狂贬，被当下的时代狂捧，老头将这一切化解得相当艰辛，戏谑自己“苦尽甘来”。64岁的白黎将自己半生总结为或严肃或尖刻的半生，被他轻轻一抖，似乎就会满地落花。

　　采访中，他偶顾左右而言他，但最后总会回归到陕北安塞山沟里早已荒草萋萋的故园老家。从一开始，他就告诉记者：“你们一定要到我老家去看看。”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带着记者一行，驱车两个多小时，终于在汽车被泥浆溅成大“花脸”时，抵达了一个深山沟的小村。

　　———“喏，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站在路边一个高约40米的坎崖边，朝着对面半坡上的几个山洞，他大手一指。几个窑洞样的地方早已被荒草和玉米苗遮挡，如果不是介绍，谁也看不出那里曾经有人居住。

　　1942年，白黎出生于安塞山沟这个叫做李家洼的地方。爷爷是个穷困潦倒、命运不济的说书艺人，幼年的白黎便在他悠扬悦耳的琵琶声和诱人遐想的故事中长大。稍大几岁，同村的一个揽工汉高五成了白黎的启蒙老师。在那个靠一把老头走南闯北混饭吃的揽工汉的传教下，白黎学会了写信，写对联。1955年冬天，白黎的父亲因工作调动从安塞到志丹县，白黎随家人到了志丹。

　　“关注刘志丹等人的革命故事，缘于我的父亲。我当时很惊讶，懵懂无知，但开始对革命题材有了兴趣。”白黎说，自己十六七岁的一天，父亲小心翼翼地从箱底翻出一本破旧发黄的《西行漫记》，递给他说：“这是一本美国记者斯诺写的书，你想要知道刘志丹的事，还有毛主席当年在保安的事，这上头都写着呢！”早年随刘志丹闹革命的父亲还告诉他，斯诺当年来保安（今志丹县），自己领导的安塞游击队曾暗中保护。

　　1960年，正读初二的白黎因家贫退学，参加了县文化局举办的教师培训班，3个月后，被分配当了一名乡村教师。从此，他把业余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到挖掘与复活历史人物的事业中，暑假极少回家，寒假也是临近春节才回家过年。他专注读书与探寻有关刘志丹和斯诺的材料，并开始动手写成一个个生动的小说故事，后来，他成为乡干部，又被调入县文化馆。从文化馆到党史办，再到延安市作协，50年工作闲暇，白黎可谓笔耕不辍，写就了共计数百万字的10本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著作，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多次约稿出版。

　　“严格说我就是个半文盲，初二退学，后面都是自学。”常常自谦半为文盲”的白黎，在9月2日又把定稿的35万字的新著《李德传》交给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他告诉记者：“这条‘红色’路，我走了50年了！”

　　红色歌谣是终生所爱

　　和10部文字洋洋洒洒、内容覆盖中国共产党长征、抗战伟绩和解放中国的大部头相比，白黎桌上放着的一本小册子显得异常单薄———这本薄薄的铁锈红封皮的《闹红岁月》夹在一沓大部头里，极像一群衣着光鲜的女子中的灰姑娘。然而，对于作家白黎来说，这本从刘志丹在黄土高原闹革命起，到党中央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止，自己从未发现和整理、以至散落民间的歌谣集纳，虽然没有正式出版发行，甚至连正式书号都没有，却是他最富有人生意义和自我成就感的心血之作。

　　“我做了宝贵的抢救工作！”说话间，白黎显得情绪亢奋。

　　他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常常听老红军唱闹红歌谣，听得非常入神，当时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把这些红色歌谣采录下来，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1960年参加工作后，他便利用工作之余，在寻访刘志丹等人红色事迹的同时，采访了许多老红军、老游击队员、儿童团员、苏维埃干部和妇女干部等。

　　“这些人当时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一提起闹红的事兴致勃勃，有的一气能唱出十几首歌谣来！”因为创作已在当地小有名气而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白黎便自筹路费奔走黄土高原30多个县市和城镇乡野，前后经历了差不多20年时间，采访了两千多人，从人们的口传歌唱和闲聊中捡拾起了散落的珍珠般的近千首红色歌谣。

　　“尽管每天翻山越岭，但群众的支持和采录工作的顺利，使我激动不已。”数十年后再忆当年事，白黎仍为陕北老乡们对闹红歌谣的热爱而感动。

　　就这样，因为对刘志丹的兴趣，白黎走上了寻访红色遗迹的路途；因为寻访红色故事，白黎听到和看到了这些在陕北民间曾经广泛流传、但因岁月流逝而濒临绝迹的红色歌谣———

　　“红云飘飘满天空／陕北又出李自成／千里雷声万里闪／名字就叫刘志丹。”红色歌谣中，那些对英雄的敬仰和陕北当地特有的人文历史交相辉映的歌谣很多：“刘志丹南梁大招兵／哥哥一心要当红军／双扇扇门儿单扇扇开／妹妹悄悄送郎来／日出东山满地红／送了一程又一程／嘱咐的话儿说不尽／送个荷包表妹心。”红色歌谣中，美丽动人的陕北情歌在革命时期经过非常演绎的歌谣也很多……

　　———在记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如何解救广大穷苦百姓翻身闹革命的200首歌化历史中，人们以最质朴的民间话语传递着来自底层百姓的最淳厚的感情。

　　然而，对白黎而言，“拯救”闹红歌谣中有一件让他抱憾终身的事情。1962年秋，他被指为习仲勋、刘景范反党集团的黑爪牙，家里所有写好的采录稿被一夜抄走。全家人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父亲也指责他给家里带来了祸端。“我当时目瞪口呆，不知道犯下了什么大罪，这件事尽管无果而终，但遗失了很多歌谣……”说话间，他略显难过，“现在整理选编的这200首，只是当年闹红歌谣中很少的一部分。为了它们，我用了人生最宝贵的20年。”

　　白黎对记者强调：“使这些红色歌谣死里回生，能够继续流传下去，虽然我自费三四千元印制，但和抢救本身价值相比，值了！”

　　寻找人民英雄刘志丹

　　寻找刘志丹生活遗迹，是白黎创作生涯的起点。当13岁的白黎第一次走进志丹县城，就被志丹陵威严肃穆的红色大门所深深震慑；巨大的纪念碑，刻着毛泽东神韵飞扬的题词。

　　64岁的白黎说，自己当时不由得用手轻轻抚摩着，似乎是要去感受历史的温热与力度，聆听岁月逝去之后隐隐远去的喧嚣。

　　那时侯，因为对刘志丹有很大兴趣，白黎拼命搜寻有关刘志丹事迹的书，但费了很多时间也没有找到一本详细记述刘志丹闹革命的书。有一次，他偶然读到一本《刘胡兰小传》，便突发奇想：我为何不能写一本刘志丹的书？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被自己这个大胆的想法吓了一大跳。”50年后再看少年自己，白黎坦言“初生的牛犊真的不怕虎啊”。此后，他就像疯了一样专注于搜集各种有关刘志丹的传说和故事，不光从书本和报刊上摘抄、剪辑，更多的是记录人们的口头传说。

　　1982年，全国开始党史征集研究工作，白黎被调到了县党史办工作。至今，作家白黎都为自己干上党史工作而由衷高兴，“摆在我面前的是为官和党史征集两条路”。这个时候，从小就对党史、军史特别有兴趣的白黎选择了后者。

　　“我赶紧开始续接16年前激情的‘和弦’，翻检过去遗剩的全部资料，但图书资料极少，我着急啊。”为了获得足够的历史材料，白黎开始自费走访当年红区。由于长期在基层工作，非常熟悉和了解农民们的生活和心理，他不仅能获得想要的材料，还经常能混个免费住宿。仅一年多时间，白黎就征集到了几百份党史资料。

　　“因为对刘志丹的兴趣我去寻找红色故事，去写红色历史；因为写得好，我被委以‘重任’从事党史工作；因为党史工作的便利，我找到了更多的红色故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就这样，白黎走上了红色系列的寻访和创作之路。他告诉记者，在采访刘志丹的材料中，他自带干粮先后在黄土高原上的20几个县内采访了400多名跟随刘志丹闹过革命的老人，获得了几百万字的材料；在采访史沫特莱的史料时，他也是沿着这位著名女记者在中国大地上的足迹，进行了一次“小长征”，从延安出发到五台山、太行山、皖南的云岭山、湖北的大洪山区。

　　跨越时空与国界的对话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曾有过众多热心于中国命运的国际友人，斯诺（EdgarSnow）、史沫特莱和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就是其中3位赫赫有名的记者，史称“三S”（因名字首字母都是S）。

　　“三S”中的斯诺是美国新闻记者、作家，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后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其中尤以《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著名，从而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同时也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社会活动家和著名作家，1929年初作为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1934年创作了《中国红军在前进》，后来又写出了《中国的战歌》《中国在反击》等近800万字的著作，抗战期间，她为中国伤员在外国募捐，并促成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1937年到延安，后赴抗日战场，到前线采访八路军、新四军，写了大量报道，被誉为“熟知中国事实真相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另一位女记者斯特朗1925年首次访问中国，到广州报道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1946年第5次来华访问延安，毛泽东在同她的谈话中提出著名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凭着一股热情和一种执著，不懂英语、没出过国门的白黎，硬是用一个陕北人的执著之笔写出了这三位国际友人栩栩如生的形象。而这样的创作过程，却也包含了太多外人不可想像的艰辛和酸楚。

　　在采访斯诺的材料时，他沿着斯诺当年西北之行的路线，从延安到白家坪，从白家坪到保安，从保安到吴旗，从吴旗到预望堡，然后又返回保安，整个西北之行长达1500多公里。后来，他又设法数次去北京，孤身一人，凭着陕北人的真诚、固执和大胆，费劲周折，终于采访到吴亮平、黄华、马海德、刘英、朱仲丽、艾黎等一大批知情者，获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有这样一件趣事，白黎查阅文献资料发现，关于斯诺眼睛颜色的说法很多，究竟是蓝色还是棕色，许多和斯诺共事的人也说不清。为弄清这个“谜底”，白黎走访了十几位当事人，查阅过许多报刊史料，仍是“证据不足”。直到“纪念斯诺诞辰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有幸见到了斯诺的夫人洛尹斯·惠勒·斯诺，总算搞清楚是棕色的。于是，他才写道：“斯诺闪动着一双深邃的棕色眼睛，看着英俊的放羊小伙子。”

　　至今，让白黎仍刻骨铭心的是寻访路上的种种艰辛。“很多时候坐在火车上看着别人的丰盛食物，自己黄帆布挎包里除过采访笔记本，就是玉米面馍。那时节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时候出外采访的路上，自己也能有煮鸡蛋吃。开始到大城市采访大人物，坐在人家客厅里，手脚都没个放处。采访结束了，人家要留吃饭，尽管肚子愿意，但身子咋也不敢留下来。黄华时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刘英是张闻天夫人，马海德是从美国跑到中国的老革命家……你好意思坐到人家餐桌上吃饭？让人家再贴赔饭？”他说在北京出了“大领导”的门，长安街已是灯火辉煌，自己得坐在人行道旁解决肚子问题。从黄挎包里掏出来的玉米面馍已经冻成了冰块，他只好在铁栏杆上撞碎了再吃。

　　生活的艰辛和寻访路的坎坷，并没有阻挠住这个倔强的陕北汉子。在陕北贺子珍曾经生育女儿的简陋窑洞里，他完成了百万字的“三S在中国系列”———《世纪行—记斯诺》、《中国行—记史沫特莱》和《东方行—记斯特朗》，从开始寻访到最后结稿，白黎说用去了自己整整10年时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白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听着各界的种种褒奖，那一刻，被人嘲笑为“白斯诺”的白黎说，自己心里更多的是酸楚。

　　发掘“红日出山”的历史

　　在延安市白黎家的书房，记者一行和他有了一次对话。关于历史和现实，作为作家的白黎有着自己的一番解释，但内心究竟是否通达和轻松，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记者：从乡村教师到党史办主任和“红色”作家，您对自己哪种身份和工作最满意？

　　白黎：党史办主任吧。搜集了很多资料，领导们很满意，表扬多次，也算为陕北、为延安办了实事，并且是这个工作促成了我创作。

　　记者：年轻时因为很多原因您没有好好进行创作，老了却因为“红色”系列扬名。

　　白黎：年轻时有年轻人的想法，总想为官一方造福一方。当时客观环境也不允许，很多事情没有个定论，谁敢写啊，就说那个《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吧，写好拖了十年，到1982年才出版。

　　记者：您怎样看待自己做官和写作？

　　白黎：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有很好的行政能力，基层工作几十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寂寞和无奈，还有兴趣，我成了作家。

　　记者：作为陕北人，您能创作出十部“红色”系列革命题材小说，这里面有某种机缘或者情结吗？

　　白黎：毛主席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这是历史给陕北的机会。我生在安塞，长在志丹，又工作在延安，听的、看的都是革命故事，这是历史给我这个陕北人的机会。不写下来，遗憾！

　　记者：在全省、全国，像您这样专事“红色”系列，而且出版这么多著作的人不多。

　　白黎：可以说几乎没有。这就是历史和陕北给我的机遇，对陕北山川风物的熟悉，对黄土高原文化的体验，外地作家不可能超越我。他们肯定不知道斯诺穿上大皮鞋走延安到安塞那一道沟梁的滋味，不知道史沫特莱在崖畔上打酸枣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斯特朗在陕北老农杨步浩家吃的杂面是怎么擀的。

　　记者：您说自己半文盲，怎么能成功写出斯诺等外国人呢？

　　白黎：揣摩。我看的资料很多，走了十六七万里路，有好几个长征了吧，寻访了上千名当事人，我不能和斯诺他们直接对话，但我可以揣摩，从资料和当事人角度。

　　记者：您的小说不是史料，也不是“戏说”和野史，其中怎么把握度？

　　白黎：我很幸运，从事党史工作，保证我史料的准确；我在创作，所以要注重吸引读者，适当加些文学性。原则是不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

　　记者：您曾有很多坎坷和苦难，您怎么看待苦难？

　　白黎：走过来了，也没啥感觉了，苦尽甘来吧。几十年太艰难了，花费了二十多万元，家里人支持很重要。苦难是一笔财富。

　　记者：您最满意的和最不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白黎：最满意《红日出山》，全力塑造了毛主席的形象，一年时间，走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12个县、38个村庄，采访了上百人，资料就几百万字。最不满意的是《刘志丹传》，客观环境不好。

　　记者：常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您今年64岁，怎么看待自己已经走过的这几十年？

　　白黎：有遗憾，没有在造福百姓上有大贡献，但我有个原则，就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青少年”，写作上我达到了，算是少了些遗憾吧。

　　……

　　现在的白黎是知名的“红色”革命题材作家。50多年的“红色”遗迹寻访，他写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在陕北的10部专著，得到了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多次关注，并曾获“五个一工程”提名。

　　就在记者结束本文写作时，白黎老人从陕北打来电话说，他的又一部红色历史系列《太上皇兴衰记—李德在中国》在中央文献出版社付梓，预计这一35万字的力作将在今年11月底和读者见面。

　　小档案

　白黎已出版红色历史系列

　　书名                    出版社                      出版时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中国民间民艺出版社              1982年

《毛主席在保安的日子》    解放军出版社                  1982年

《刘志丹传》             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

《闹红岁月》            陕西省作家协会编                1998年

《刘志丹是清官》        国际炎黄出版社                  1998年

《红日出山》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

《世纪行—记斯诺》，一版名为《寻找那些被遗忘的》198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三S”系列再版《中国行—记史沫特莱》，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版，199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三S”系列再版《东方行—记斯特朗》，199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三S”系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