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生方老人提起当年的事情很激动。

宗世喜老人记性真好。

毛主席曾经站在这棵杜梨树下指挥战役。

　　前言

　　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回望万里长征路，没人说得清，有多少烈士血洒异乡；也没人记得清，有多少艰难被一一克服。1935年，一支红色的军队，抱着坚定的信念，在小米步枪相伴下，用打着血泡的双脚为中国革命趟出了一条胜利大道，挽救了处在危难中的中华民族。

　　为了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纪念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70周年，本报记者多方搜寻，一路远赴陕北吴旗踏访，一路在都市的喧嚣中寻访———从完整参加长征的红军到二过雪山的女兵，再到目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见证者。用记录下的珍贵的记忆为我们留下红色历史中绚丽而恢弘的一笔。

　　70年前的今天，陕甘支队7600余人在毛泽东等率领下来到陕北吴旗镇，就是这支疲惫之师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打退了国民党多个骑兵部队的尾随追击，成功地“切掉了尾巴”，取得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70年后的今天，记者一行踏上了这块神秘的黄土地，寻访了已经为数不多的当事人……

　　宗世喜 叶司令叫我去筹粮

　　出吴旗县城向东10余公里，有一个名叫白沟洼村的地方。宗世喜老人的家坐落在公路边上，找起来并不难。

　　身着毛衣的宗世喜从新修的窑洞颤巍巍地走了出来。尽管已年近9旬，但老人的身体还不差，脑子十分清楚，其记忆力之好让记者颇为惊叹。提起中央红军进驻吴旗镇，老人先是沉思了一会儿，而后便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1935年10月20日，红军进驻吴旗镇白沟洼村，我当时任村主席，红军大部队什么时候来到这儿的，我们都不知道，开始以为来的这些人都是国民党部队，大家都很害怕。红军来的第二天，对我们说他们是红军，专门打土豪，打国民党，我们才知道他们是红军。那时候中央红军来到宁塞川的人很多，圪堵、白沟洼一直到刘坪、张坪都住满了部队战士，就连路边都有停下歇息的战士。

　　“那时候天气都很冷了，战士们一个个没衣服穿，有的只穿一件单衫子，裤腿裁成半截，膝盖以下打着裹腿。没什么吃的，我们把战士们安排到老百姓家里，每个家里都挤满了红军战士。住在我家的一位战士说，在白沟洼东边河南岸住的是林老（林伯渠），在白沟洼东面河南岸彭沟门住的是彭司令员（彭德怀），还有一位叶司令员（叶剑英）。

　　“10月21日那天，有红军战士到我家给我传话，说叶司令要见我，因为以前没见过司令，所以还有点害怕。一个警卫员带着我，一进去我就看见坐在炕上写字的叶司令，他旁边两个小碗里放着卤鸡和一点烙焦了的干馍馍，叶司令很热情地对我说：‘你是白沟洼村村主席？你听到头道川枪声响了吗？现在红军要打仗，需要粮食，请你给中央红军帮忙，解决生活困难问题，给战士筹点粮食，我们赶快把头道川敌人赶出去，对咱老百姓都好。’然后叶司令派了几十个战士跟着我一块弄粮食，我们挨家动员老百姓，那时候，有什么能吃红军就要什么像糜子、谷子、黑豆子等等什么粮食都有，还有一些土豪子的粮食我也给联系。有的粮食皮还没弄干净，红军也买走了，我们总共给红军筹了好几千斤粮，红军一人背了一袋。红军从来不白拿老百姓的东西，都会给铜板、洋布票子。给红军买的猪，宰杀以后还没等把猪毛煺净，战士们就把肉切割开拿走了”。

　　宗老还说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红军是20日召开的动员大会，彭德怀司令员在大会上说：同志们，这回这个仗我们就是再“抹”200多人，也要把头道川拿下来。吴旗镇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上午，红军召开了庆功大会，在白沟洼庄下的肚罗台搭了个露天会场，台子是用椽、檩架起的，上面铺着木板，足有5尺高。红军战士特意请我们乡村干部、赤卫队和老百姓来参加大会。会场人很多，大概有几千人，唱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会上叶剑英司令员首先讲话，他说：“我们中央红军在胜利山打了胜仗，特别要感谢吴旗镇的老百姓们！”

　　蔺生方 我给红军当向导

　　在吴旗镇刘河湾村，记者见到了当年带中央红军打退敌人一个营的蔺生方老人，蔺老今年87岁，虽然耳朵听得不是很清楚，但说起给中央红军带路的事，老人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吴旗镇时，蔺生方是个17岁的毛头小伙子。19日那天早上，太阳还没出来，有人发现红军过来了，当时他和3个小伙子在地里干活，听说红军要在附近打仗，3个人很好奇，便跑到红军聚集的地方看个究竟，刚一到白石嘴子梁，4个红军就过来了，他们吓坏了，撒腿就跑，其中一个伙伴跑掉了，而他被红军拽住了。4个红军就把他从白石嘴子梁带到了新赤院。刚一进去，他就看见一个人穿着游击队的那种大衣服，很漂亮，就像厨子穿的衣服，所有战士见了他都敬礼，他也不知道那人是谁，反正感觉是个大官。进去后，那大官很和善地问：“小鬼，你是哪的人？愿意给红军帮忙吗？”因为害怕，他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第一天，红军就让他帮着买粮食，红军见什么买什么，猪、羊、粮食，只要能吃的东西他们都买。

　　讲完这件事，蔺老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因为红军不熟悉吴旗镇的地形，被拽去的第二天（10月20日）红军让我给部队带路，我觉着这支队伍对人很好，满口答应。我把红军从白石嘴川带到白坡沟口，后又从白坡沟口的寺沟梁洼，最终到达四沟掌，国民党部队的一群战马正在吃庄稼，红军一个排的两颗炮弹在马群中炸开了花，马受惊后满梁上一窝蜂似的乱窜，1000多名红军被敌军围在杨城子的古城内，在这场战斗中有100多名红军战士牺牲，吃了亏，但很快就给国民党‘还’上了。当时，马鸿宾骑兵团指挥部设在二道川塔儿湾，派人给金佛坪张廷芝匪团送信，让张廷芝协助，阻击红军进入三道川。没想到信在刘河湾落在了红军手上，红军立即部署，选了30个精兵，准备解决国民党的300多人的一个营。晚上就在榆树坪集合，叫我带路。红军摸黑出发，到了蔺砭子后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到达塔儿湾对面山，红军战士很快占据了有利地形，排长一声令下：趴下！红军战士就趴下，埋伏好，把枪口对准塔儿湾敌军指挥部。天亮以后，敌人正准备吃早饭，红军突然开火，敌人失了方寸，人马都乱了，死伤了不少，其余都仓皇而逃，红军缴获了很多战马。”

　　蔺生方在红军的部队里呆了10来天，这场战斗打胜后，他就回来了，还带了几个买粮的红军回家。后来，蔺生方跟着红军抬担架一直到了榆林，参加大小无数次战斗，肩上经常压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不过，在那儿他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司令员，他说他也知足了。

　　高起阳 红军对老百姓实在太好了

　　枣树湾村，位于县城西北四五公里处胜利山脚下。高起阳老人看来在村里颇有知名度，大部分人都知道他。记者进去时，83岁的高老正在院子里晒太阳，得知记者的来意，老人显得很激动，但耳朵好像不太好使，只好让儿子高志存当翻译。

　　“那年我14岁，年少好奇心强，中央红军到我们这儿来的活动情况都是我亲眼看见的。10月19号早上，我和几个同伴赶着羊往山上走，看见从头道川那儿上来很多官兵，一队接着一队，整整走了一天还没走完。这些官兵头戴红五星帽，上面还插有木条和黄蒿；身穿灰色衣服，很烂。10月的天已经很冷，大多数人都是单裤、单衫子，光脚丫子穿着麻鞋和草鞋，小腿扎有裹缠。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军队，一到宿营地，他们就在墙上、石崖上写‘中央红军北上抗日！会合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等标语，村里一些识字的人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中央红军。

　　“10月19日，头道川断断续续枪声不断，红军和马鸿宾的骑兵开始打仗。到了20日，头道川的杨城子、水井沟门、阳洼沟门、王台、沙洼子以及南面的山岭上，红军和马匪又开始打仗，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打累了有些战士就在烂瓦或蒿子上睡，还有的在烂窑里睡。到21日，两方又开火了。早饭后，由吴旗的群众带路，红军埋伏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及胜利山。7时以后东北军骑兵从头道川下来进入了红军的口袋阵，9时左右，战斗全面打响，步枪、机枪声、迫击炮声响成一片，不大一会儿，就被红军包围了。二道川塔儿湾一带的马家军见势不妙，正准备逃跑，从塔儿湾河南的金堂口子冲过来一支队伍，把敌人拦后围住。马家军一部分逃跑了，一部分投降了红军，东北军骑兵也溃逃了。你们看，毛主席当年就是在那棵树下指挥吴旗战役的。”记者顺着吴老手指的方向看去，胜利山上的那棵树虽然并不十分高大，但在灿烂的阳光下颇为醒目。

　　“红军长途行军打仗，战士们很可怜，10月天河里都结了冰，战士们光脚穿着草鞋过河，过完河脚上也都结了冰。战士们也饿极了。来到村里，还没等群众做饭，抓起生米、生面、荞麦皮就狼吞虎咽着吃了。那时我家收了三四千斤玉米，连秆带棒堆在一起，红军把玉米秆点着，在地上挖个坑，弄些火，把玉米棒扔在坑里，有时还没烧熟就吃了。在老百姓家吃了饭，红军就把银元、洋布票子付给老百姓。红军从来不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还经常帮老百姓打扫屋子，干农活。红军有什么好吃的就先给老百姓，老百姓都喜欢他们。1936年红军西征再次途经吴旗镇时，老百姓早早就给他们准备了干粮。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听说毛主席指示瓷窑烧制了一批细瓷碗、瓷碟，并在上面烧制了文字，给吴旗的每户老百姓赠送了两三个碟子和两三个碗，可惜我们没有好好保存下来”。

　　陈满仓 “我家住过3个红军伤员”

　　在吴旗采访中，记者有幸得知一位曾收养过3个红军伤员的女英雄。为了找这位当年的女英雄，记者又是翻山又是过河，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总算到了雷梅英所在的新寨乡，一打听，这里同名同姓的雷梅英有两个，其中一个已经去世。终于，记者打探到所要找的雷梅英家在佘圪塔沟村。车无法再走了，记者一行下了一个5米多高的台阶，到了头道川河，河有六七米宽，河上没有桥，河中有几块大小不一的石块。记者一行互相扶持着好不容易过了河，到了雷梅英的家。当年的支前模范雷梅英确实已不在人世，不过，儿子陈满仓从小就是听着母亲讲红军故事长大的。

　　“1935年10月18日下午，红军的一支部队来到我们村，大约有300人。那时，我们村只有两户人家，一户是我家，另一户姓李。我家当时3口人：太爷，我爸和我妈，爸给有钱的人家当长工，常年不在家。红军来时，村上只有我妈和邻居家的李二婆，当时我妈只有15岁。

　　“下午，我妈在家做针线活，突然有3个战士打扮的人进了我家，一进门就对我妈说了一大堆话，大部分听不懂。我妈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随口就用我们当地的话说：你们的话，我解不下（听不懂）。3个战士听成了‘我害怕’，就不停地向我妈解释，我妈还是只能听懂‘红军’几个字。对于红军，我妈早就听说过他们和刘志丹一样，是好人，是为穷人打仗的。所以，一听是红军，一点都不害怕了，便慢慢告诉3个战士，她听不懂他们的话，战士这下听清楚了。我妈看到3个战士穿得破破烂烂，一个个面黄肌瘦，心里挺难受的，就让他们先坐下，进屋去把给我太爷留的饭拿出来给他们吃。

　　“随后，大部队过来了，一个同志向我妈买山药蛋，其他人集合成队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我家共有2000来斤洋芋，我妈看到大部队来了，就从窑里拾出洋芋，一连蒸了好几锅，拿去让队伍吃，不管谁吃后都会给她放下钱，还抬来一张长条饭桌（没收当地地主的）送给我家。还有一个红军问我妈知不知道刘志丹的部队在什么地方，我妈说在吴旗镇的东南面。那天晚上，红军的部队就住在我们村子，我们家和李二婆家的炕上、地上、院子都睡满了人。那晚我们家人一夜都没睡，我太爷把家里一直藏在柜子最底下舍不得用的粗布拿出来，让我妈连夜给红军做了两条裤子，几个受伤的红军躺在我家炕上，太爷一夜都守着，护理着。

　　“19日吃过早饭后，红军的部队要走了，要去找刘志丹的部队。走时，战士们将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并问我们有没有丢什么东西，还给我们家留了一口大铁锅。有两个重伤病员走不了，暂时留在了我们家。一个叫邓勇富，湖南人，才18岁。另一个是炮兵（名字记不清了），也是湖南人，与邓勇富年纪差不多。当天下午，我太爷和我妈都在家，听到不远处有人不停地喊妈哦爸哦，太爷和我妈出去一看，发现在我们家门前的沟梁处躺着一个腿部受了伤走不了的战士。太爷二话没说，就让我妈回家取了一个大筐，把那个受伤的战士抬回了家。这个战士叫雷宝根，四川人，二十六七岁。刚收拾停当，我妈在屋外突然发现河对面过来几个国民党中央军，太爷和我妈就把几个伤员藏起来。太爷背起伤势最重的雷宝根向村后的拐沟走去，走到坡洼底时，雷宝根说什么也不让太爷背，太爷只好把他先藏到一个水渠里，又回来和我妈转藏另外两个伤员。太爷背起那个炮兵，我妈搀扶着伤势较轻的邓勇富。等把这两个战士藏好回家后，院子里已站满了国民党兵。我妈进去一看，惊呆了，只见一群国民党兵围着雷宝根拷问，他闭着双眼什么也不说，国民党兵嚷着要杀他。太爷急了，忙说：‘这人害的是瘟疫，传染得厉害，你们不要碰他，就放了吧，再说，他也活不多久了。’敌人一听就都闪开了。过后才知道雷宝根怕敌人继续搜查，连累那名炮兵和邓勇富，就在太爷和我妈走后故意回到家和敌人周旋，引开敌人视线。

　　“过了三四天，听说白匪军被红军打败了，太爷和我妈便把藏着的两个战士抬回了家，当时缺药，只能让他们在家好好休养，太爷对战士们比亲生儿子还疼，有什么好吃的全给他们，还经常半夜把我妈叫起来给战士做饭、烧水，没有药就用土方法给他们治疗，一个月后那炮兵的病好了，11月下旬离开了我们家赶大部队去了。临走时流着泪对太爷说：老伯，多亏了你们，不然我这条性命早丢了，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一定回来报答你们。还给太爷一个盛洋烟的小方盒作为纪念。炮兵走后，太爷和我妈继续护养着邓勇富和雷宝根，像一家人一样生活着。第二年5月中旬，邓勇富身体复原，也要归队，走的时候太爷给了他3块大洋，我妈给他做了些干粮，他拉着太爷的手，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就这样，邓勇富离开了我们家。雷宝根伤重，一直到8月才基本复原，走的时候也都是挥泪而别”。

　　吕军 毛泽东说，打冷枪时再叫我

　　吴旗有座胜利山，山上有棵杜梨树。当年，毛主席就是在这棵树下指挥“切尾巴”战役的。在刚刚卸任但担任了23年吴旗革命纪念馆馆长的吕军和县机关工委退休干部高志存的带领下，记者一行爬上了并不险峻的胜利山。

　　胜利山原名为平台山，山上长满沙棘树，差不多都有1.5米左右高，山上的荒草也有六七十厘米高，一不小心沙棘树上的刺就会扎你一下，如此攀登了大约1000米，终于看到了那棵杜梨树。树叶绿中泛黄，树高6米左右，树冠直径也有6米之多，主干高1.8米，胸径50厘米，一人刚好环抱。吕馆长介绍，现在看到的这棵树，并不是当年毛主席指挥作战时的那棵，由于太古老，那棵树已经死掉了，听当年目击的老人们说，当时那棵树挺大的，也挺粗，毛主席选在那棵树下指挥，主要是防止敌人的轰炸。1942年建县时，为了纪念长征胜利，又在原地补栽了一棵树，就是现在看到的这棵，旁边塄坎上这棵杜梨树，是从原树的根系上发出来的。

　　1935年10月21日，“切尾巴”战役正式打响，一切都按照毛主席亲自部署的作战计划进行。凌晨4时半，毛主席登上吴旗镇西边平台山，来到设在一棵杜梨树下的指挥所，召开部分干部战前动员会，再次强调打好这一战役的重大意义：“打好这一仗是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打好这一仗为把陕北作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定坚实基础，也是对老区人民最好的见面礼，因此打好这一仗很重要。”讲完这段话后，疲劳至极的毛泽东对警卫员陈昌奉说：“我现在要休息休息，枪打得激烈的时候不要叫我，等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毛主席在树下休息了一段时间，战斗就打响了。两个多小时后，大概到9点钟，主要战斗基本结束，警卫员叫醒主席，主席视察了一下前沿阵地，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这在作战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说完拉着陈昌奉的手，摘了一个杜梨：“这个酸酸的，甜甜的，挺好吃的。”两个人便在杜梨树下摘杜梨吃。最后，主席信步下山，回到吴旗新窑院的住处。

    相关链接 

吴旗镇“切尾巴”战役

　　吴起是一个小镇，相传战国时魏国大将吴起作为西河郡守，曾带兵在此戍边达23年之久。人们为了纪念他，遂将此镇起名吴起镇。后来设立了吴旗县，吴起镇也改为吴旗镇。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国民党骑兵就追到了苏区大门口。毛泽东、彭德怀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分析敌情。毛泽东说：打退敌人，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会后，彭德怀精心部署，亲自指挥了这一战役。吴起镇战役10月21日7时正式打响，中央红军采用分块切割，相机包围的战术，把敌骑兵分别包围在二道川、胜利山、头道川的杨城子、柳树梁一带。经过激战，消灭国民党第三十五师一个骑兵团、击溃国民党第三十二、三十六两个兵团；缴获战马数百匹，山炮、迫机炮、重机关枪数十门（挺）。至此，中央红军切断了长征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结束了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阴谋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