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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城城墙遗址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访古探幽。(资料照片)

高德崇老人希望遗址的保护也能
给他们带来致富的途径。记者陈颖摄 ■记者朱玲陈颖
在方圆36平方公里的汉长安城遗址重点保护区内,生活着5万居民。在古城西安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这片距离市中心不到10公里的土地上,人们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收入菲薄。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四十年不发展的代价保护了古汉城遗址,今天他们更希望这些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能够圆他们一个发家致富的梦想。
深秋的清晨,这片西安近郊的田野在薄薄的雨雾笼罩下,显得空旷而寂寥。
未央区汉城街道办事处罗寨村,是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内的一个普通村庄,66岁的村民高德崇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了村北的自家地头,与以往不同的是,老人现在下地不是侍弄庄稼,而是去照看正在田野里施工的汉长乐宫5号遗址保护展示工程。
这座2200年前的建筑遗址去年被考古队在高德崇家的4亩2分耕地上发掘出来,经专家考证,这处遗址系汉朝皇宫藏冰之处,史称“凌室”。同时在罗寨村施工的还有汉长乐宫4号建筑遗址博物馆,不久以后,这两处可向公众展示的遗址将会成为现代人了解和感知汉代文明的窗口。
千年宫殿上的村庄
作为西汉王朝的都城,汉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同时期的欧洲罗马城面积也不过是它的三分之一。此后有十个王朝相继以此为都,前后相沿约800年,直到唐朝这里依然是皇家禁苑。
今天,出了明城墙内的西安城,沿朱宏路一直向北不到10公里处,路西一片开阔的平原地带就是两千多年前汉代长安城的所在。
历经千百年的战火与风雨,汉长安城大多数地面土木建筑已荡然无存,惟有散落在田野间大大小小体量不等的夯土堆,提示着一个辉煌都城曾经的存在,也正是这些遗留下来的夯土高台成就了汉长安城遗址被保护的命运。
早在1961年,汉长安城遗址即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省政府35号文正式公布了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范围,如果加上一般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实际遗址保护面积达65平方公里。
在汉长安城遗址36平方公里的重点保护区域内,生活着未央区汉城、六村堡、未央宫三个街道办事处共5万多群众。由于文物就在地表,或者在地下仅20公分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除了从事传统的农耕,不能用土地做别的开发。
如果用考古学家的眼光来看,罗寨村的村民是幸运的。他们这个800人的村庄就座落在汉长安城最辉煌的宫殿———长乐宫之上。这里发掘出的都是国宝级的重要文物。这里地上地下的历史遗存,被专家们视若珍宝。但罗寨村的村民却怎么也想像不出两千多年前那个“国际大都市”的模样———各处遗址勘探后就回填了。文物部门倾心保护的汉长安城遗址,在村民们看来不过是田间的大土堆而已,他们关心的,是怎样从这片土地上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和财富。
对那些远道而来访古寻幽的人来说,也许很难理解像高德崇老人这样祖祖辈辈在古遗址上生活的人们,对于这些“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怀有的复杂感情。虽然提起自己住在当年大汉天子的宫殿之上,高德崇也有一些自豪:“我也知道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几千年前的老祖先能干这么大的事。”但和城墙外的日新月异比起来,这自豪感就会荡然无存。“咱这儿离市区这么近,就为了这些遗址,啥也不能发展,只能守着土地种庄稼,一年收入千把元,跟人家城外人的日子简直没法比!”
老人所说的“城外人”,主要指与他们一路之隔的、在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以外的一些村子。
汉城街办党工委书记徐家宽告诉记者,汉城街办有3万多人,其中1.6万在汉长安城遗址内。同是一个街办,朱宏路以东的经济开发区征了地,不算现在的人均收入,一个四口之家户均存款哪个都在20万以上。但在朱宏路以西的汉长安城遗址内,不允许开发,农民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每年收入最多两千出头。这个数字对西安近郊来说,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保护和发展的困局
在汉长安城遗址里,人们常常会采集到刻有“富贵”、“严氏富贵”、“万岁宜富安世”、“千万岁富贵宜子孙”等文字的瓦当,这些文字毫不掩饰人对富贵、对金钱的渴望。然而留下这些字句的祖先,可能不会想到,他们昔日的城池遗迹居然会成为后世子孙求富的束缚。
多年来,由于没有合适的方式,国家对大遗址采取的是一种不作为的保护方式,即严格规定了在遗址范围内不能做什么,却没有明确在遗址内能发展什么。因为在遗址保护区范围内建设项目必须要得到文物部门的批准,甚至要上报到国家文物局,手续严格。在当地街办、包括区政府的印象中,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什么项目通过审批。
没有规划和引导,遗址上的人们依然要改善自身生活。
审批通不过,干脆不办理申报手续。他们有的自行圈地,盖房、挖池养鱼;有的利用集体土地,自行筹资、引资,在主要道路两旁,相继建设商贸、旅游性质的违章建筑,有的土地还被建设成为煤场。这些建在遗址上的违章建筑,与遗址的原始风貌格格不入。
罗寨村村委会主任赵小林直率地告诉记者,前些年村里有些年轻人直嚷着要把遗址毁掉,认为“啥时候国家不再保护这里了,我们就有出路了。”
“明明是大量价值非常高的历史文化遗存,为啥老百姓却有这种想法,主要就是现在在遗址保护上只有红灯,没有绿灯。只管告诉你啥不能做,却缺乏引导哪些可以做。老百姓无路可走,就会乱走一气。”未央区文化旅游局副局长张广崎说。
徐家宽在汉城街办工作了8年,一方面他不停地给遗址区内的群众讲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引进花卉种植等项目,想办法引导村民致富。“只有让老百姓体会到文物也能带来财富,他们才会有动力去自觉的保护文物”。
怎样从围城中冲出来,为遗址保护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了摆在地方政府和文物专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1998年起,徐家宽所在的汉城街办每年都要请考古、文保、园林方面的专家研讨“如何发展遗址保护区内的经济”。
徐家宽向记者介绍的思路中,有针对街办经济发展的具体举措,也有对整个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思考,包括呼吁成立汉长安城管委会,在保护文物的同时,引导百姓致富;尽快制定详细的规划,划分保护区域和可利用区域,用于搬迁安置农民,建设旅游设施;国家加大资金投入等。在他们看来,国家每年划拨的两亿多大遗址保护资金太少,而且没有分文是给遗址区内村民的补偿。
研讨会前前后后开了不下6次,但一提开发就被专家全盘否定,用徐家宽的话来说,“次次都吃闭门羹”。有位专家直接了当地说,你也别费力气了,文物保护与经济开发根本就是“死结”。但徐家宽不服输,西安的交通拥堵那么严重,交警还是想出了“禁左”的法子缓堵,他不相信这“死结”就打不开。
在观点与观点的碰撞中,这个“死结”终于松动了。
历史与现代的和谐
经过有关部门积极争取,去年以来在罗寨村发掘的两处极具价值的汉代皇宫遗址———长乐宫4号、5号建筑遗址终于没有回填,而是利用国家划拨的大遗址保护基金建设保护设施,以供日后向游人展示。届时,人们通过参观甬道的玻璃地砖就可以清晰地看到2200年前窦太后或者赵飞燕居所的格局和细节,可以切实地感受两千多年前汉室皇族的生活气息。
同时,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如果大遗址成为城市的负担和包袱,给环境带来脏乱、给交通带来拥堵,给人民生活带来落后,遗址的保护就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如果通过对大遗址积极地保护带动了地区的文化氛围,改善了城市的环境,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遗址保护的工作成果就会感动社会各界,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如今,高德崇的土地因为被保护设施占用,街道办事处以每亩地每年800元的价格给予他补偿,虽然钱不多,但高老汉觉得总比种地强,更重要的是,他和村民们都希望这些遗址能带动当地旅游,增加大家的收入。
更让这里的人们感受到希望的是ICOMOS第十五届大会在西安的召开,不仅让寂寞多年的汉长安城迎来了众多的造访者,而且使更多的专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在遗址上生活的他们———如何使古遗址与周边环境协调发展,成为此次大会论述的重点。同时,西安市政府投入巨资进行的大明宫遗址御道和含元殿修复工程,因为在保护遗址的同时,使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大大改善,被国内外专家认为是大遗址保护的有效探索。
站在正修建的长乐宫5号建筑遗址博物馆门前,罗寨村村委会主任赵小林说:“以前的遗址对我们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看到了希望,我们也愿意把周边的环境搞好。将来要是旅游发展起来了,村民们在旁边办个小商店、搞个农家乐、建个停车场,收入也能提高的快一点。”
徐家宽也坦言,村民们的想法在专家们看来也许还过于简单,但正因如此,他们需要专家的点拨,需要国家的支持,需要长远的规划与现实的引导。
这里的人们期待着有一天,压在宫殿遗址上的村庄能够搬迁,整个汉长安城遗址变成一个风景优美的古遗址公园,曾经在这里居住和劳动的他们可以在公园里栽花种树、打扫卫生,接待服务,向四面八方来的游客讲述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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