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唐山地震让人刻骨铭心。河北理工大学内的地震遗址是唐山留下的七处地震遗址之一。（资料图片）

　　通讯设备被毁，没有人能准确判断出震中的准确位置。当日上午，党中央虽已初步确定了震中，但对灾情具体程度却无从了解。

　　震后，时任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的李玉林，果断带领曹国成、崔志亮、袁庆武3名同志飞车向首都告急。第一时间将灾情报告给中央领导，为抗震救灾工作赢得了宝贵时间。

　　我的命也是别人救的

　　尽管西面隔一条马路就是唐山热闹的中心广场，午后的唐山市常青小区还是显得寂静。谈了两个多小时，吸了6支“小熊猫”，袅袅升腾的烟雾像一张幕布，李玉林把真实的背景拉回到了1976年7月末的唐山。

　　作为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算是矿领导了。“但那时候不管干部还是工人，统统下井。”那几年，全国工业战线盛行的口号是：学大庆，赶开滦。1976年7月27日晚，全开滦放高产，李玉林所在的唐山矿，共有1600多名干部工人下了井。

　　当晚11点多，李玉林上井后洗了洗，没顾得吃饭就疲惫地一头倒在床上———他已经连续两天一夜没合眼了。“这时党委书记来电话，要我马上去找他。我说明儿再说行不行，他说不行。”李玉林只有披衣起来。他们两人骑自行车回市里，他们住的不远，边走边说……在现在市中心的一块大标语牌下面站下来，各自拿出自己的烟，边抽边谈。“其实，他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就是上面考察我，他来做思想工作。”他们之间有意见分歧，时间到了28日凌晨1点，他们都累了，就分手各回各家。“一个多钟头以后他就给砸死了。”

　　书记成了李玉林的救星，因为他，李玉林才有可能成为唐山的“速报神”。

　　只有我才能办这件事

　　震后还有余震，家里的房子都塌了，李玉林救出了家里的爱人和孩子，就踩着废墟往矿上跑，边跑边看———“除了有的电线杆和树是立着的以外，房子趴下了，到处是瓦砾。你不知道那时候是多静！感觉整个世界就剩我一个人了。我都能听得见自个儿的心跳！”

　　震前天气闷热，震后就是下雨。房倒屋塌之后，路都没了，李玉林穿着三角内裤沿着被震成“S”形的铁路线跑，“铁轨拱起来一人多高”。李玉林当时判断“这绝不是一般的地震！”到了矿上，他看到楼房都倒了，对面的市委办公楼也平了。

　　“当时我想，这么大的灾难，可就不仅是我们开滦受灾了。没有救援不行，大的救援只有找党中央，他们派军队来。”李玉林当志愿军参加过抗美援朝。他朝矿办门口跑的时候，恰好来了一辆红色救护车，是矿上救护队司机崔志亮赶来救人的。

　　“小崔，你马上掉头跟我走！”当时一起上车的还有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和矿机电科绞车司机袁庆武。他们约定，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把唐山的情况报告给党中央。

　　当时去北京方向有几条路可选，南线走芦台、天津到北京，这条路远50多公里，而且有几条大河，如果桥梁被震坏，绕路会拖延时间。北线有两条路，一条是唐山经丰润、玉田；另一条是唐山经韩城到玉田。这两条线都要通过还乡河水泥大桥，如果桥坏了就无法前进。“但后者有一木桥，一旦桥坏了，还可以绕行”，李玉林说，“后来知道，我选对了，那几条路都被震坏了。”

　　唐山地震，周边也是房倒屋塌，“特别是周围的村子，路上都放满了尸体和受重伤的人，走过去都不可能。”村民们拦住了救护车，红了眼的要拉着伤员去唐山看病。李玉林告诉他们，唐山都震没了。村民还要让车送伤员去别的地方的医院。

　　“这时我看见我们矿上的小伙子也在人群中。我是管工会的，认识人多，但他们认不出我来了———当时我满身都是汗水、泥土还有血污。我是李玉林！我喊道。我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意图。”这些小伙子马上向乡亲们解释：“这是我们矿领导，是向党中央报告灾情的，快给闪开！”这样，他们一起动手，把道路上的尸体清走了。

　　回想起来，在当时的唐山，也只有李玉林能完成进京报信的任务。李玉林总结自己同时具备了四个必要条件：

　　一、只有开滦唐山矿还有辆车没砸坏，我又是现场惟一的矿领导，有权力紧急调用。而且司机小崔的爸爸和我是抗美援朝的战友。我既是领导又是长辈，换了别人就不行。

　　二、我是唐山的活地图，如果进京路线选错了，那时间就白搭了。

　　三、我是分管工会工作的领导，平常和职工们打交道多，起码大家都认得我，不然即使出了唐山，村民们没人管你，他们只想把伤员送医院，肯定车被抢了。

　　四、我是军人出身，我知道救大灾靠军队，而动用军队只能是党中央，“即使动用一个连，也得中央点头才行”。

　　并不是一开始就去北京

　　李玉林奔北京乘坐的那辆红色救护车，后来，被称为“地震之后第一辆苏醒的车”。

　　7月28日凌晨4点10分左右，地震发生后不到30分钟，这辆车拉响警报，警灯闪烁着从开滦唐山矿开出，拼尽全力奔驰向西。

　　应该说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去北京的，而只是想着给上级或更上级打一个电话，迅速报告这里的情况。而这个电话，直到他们赶到北京的中南海也没挂成。

　　“车刚出门，迎面遇到矿上公安分处副处长，我就喊：‘我们出去挂电话，走哪儿算哪儿，你赶快组织人保矿……’车沿着新华路玩儿命跑。我一看：哪儿还有地委，哪儿还有军分区呀？即使有，也找不着了。小崔就跟我说：‘李叔，你让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我就说：‘朝西跑就没错！’”

　　一路上都没找到打电话的地方。

　　车跑到了蓟县。恰好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的几个工作人员寻找震中，他们刚刚赶到蓟县。“你们是唐山的？这样吧，你们派一个人跟我们回唐山，我们派一个人带你们去北京。”于是，袁庆武跟他们的车返回唐山，他们一位姓卞的人上了红色救护车。“当时脑子紧张得都要崩溃了，我们总想着电话快，但到蓟县也打不通。唐山到玉田是小崔开的，我从玉田接着开到通县。”

　　到了通县，李玉林和曹国成还要从一个工厂往北京挂长途电话，看门的老头儿说：“你都到北京了，怎么还找北京啊！”

　　过了通县，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时候天已经亮了，红色救护车向建国门飞奔。李玉林说：“十万火急，咱们只有到党中央、国务院去。中央领导现在正等着了解唐山的情况呢！”大家一致同意先报告中央。

　　北京市内的路宽了，车速更快了，“当时路边到处搭着地震棚”。但党中央究竟在哪里？“中南海应该有中央领导，就直奔那儿吧！”

　　离新华门还有不到两百米，“呼啦一下不知哪儿出来大约有一个班军人，都端着枪。我一看这阵势，就到第一个华灯底下停车。这时从六部口那边跑过来两个民警，我就蹦下车了，我说我们唐山地震了。他一看我穿着三角内裤，满身又是土又是血的，像是实话。”

　　李玉林说明情况后，民警告诉他这里是咱们的国门，只有国家的元首和总统才能走这个门呢。“我们按他给指的地方，来到了国务院接待站。”

　　一个50多岁山西口音的干部接待了他们，问明了情况，让李玉林他们赶快把政治面貌等情况写下来，然后就进去打电话，接着，一分钟就出来了：“赶快上车！”

　　“中央领导听我汇报”

　　他们走进一间很大的会议室（后来才知道这是紫光阁），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焦急地等他们，并很快给大家找来新军装穿上，李玉林的眼睛开始模糊了。

　　听了汇报，一位领导问李玉林：“你掌握第一手灾情，我们就听你的了，你就说怎么办吧！”党的领导人如此平易近人，让他终生难忘。此时的李玉林什么也不怕了，“要赶快派解放军到唐山救灾，不怕多，越多越好！”这时，一位军队领导站起来，声音洪亮地命令部队奔赴唐山。

　　“你能不能绘制一张唐山市草图？”一位领导说，这对李玉林并不难，“我当过10年兵，还是名司机，对画图和唐山地形很熟悉。”不一会儿，他就现场绘制了一张唐山市区草图。

　　随后，李玉林又提出第二点，希望“把全国各大矿务局的井下救护队，全调往唐山”。“还要让全国各省市急派医疗队”，中央领导听后，边记录边抓紧落实。

　　“请你把开滦煤矿井下工人的情况再详细说一下，我要给毛主席写报告”，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向李玉林提出要求。得知毛主席也在关怀着开滦矿工，李玉林激动得又一次热泪盈眶。

　　10点左右，中央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当日，救援人员火速赶往唐山，大批救灾物资汇聚向唐山……

　　当天下午6点钟，李玉林回到唐山。

　　3天后才得知家人遇难

　　28日下午6点，李玉林回到唐山，并先后向矿务局和唐山市委汇报了去北京的情况。之后，马不停蹄投入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

　　地震3天以后，李玉林才见到妻子和孩子，并得知家里一共震亡14位亲人，“大儿子是十几天后才被解放军扒出来的”，说到这里，李玉林和老伴的眼睛都有些湿润。因忙于救灾，李玉林没见到一个震亡的亲人。

　　生死情谊难忘

　　“我们几个人可是生死之交啊！”说起昔日进京的三位矿友，李玉林滔滔不绝。3人中，只有袁庆武在1987年因病去世。

　　1976年7月27日晚，崔志亮恰好值夜班。大地震发生后，他驾车随李玉林进京。“他可是20天后，才得知妻子和未满八个月的孩子已震亡的。崔志亮返回唐山后就投入到抗震抢险中，当时，我们开车就经过了小崔的家门口，但他硬是毫不迟疑开过去了。”

　　今年已是58岁的崔志亮，1998年内退，回想起这些往事，他仍然是那样的坚毅，“虽然什么也换不回我妻儿的生命，但我无怨无悔”。

　　73岁的老党员曹国成，原唐山矿武装部干部，1994年退休。“地震时，根本不知道亲人情况如何，就想最快向党中央汇报灾情”。

　　中央当时对李玉林这一举动的评价是：“为中央的救灾工作抢出了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虽然如此，李玉林中南海之行后一直有着一个莫大的遗憾：“你说我当时为什么没跟中央要吊车（起重机）呢？如果要了，那唐山该少死多少人呀……”

　　这个遗憾李玉林抱了30年，至今还逢人就检讨。据《民主与法制时报》、《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