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16日，在西北工业大学召开的“中俄航空航天技术大会”上，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沙 卡罗夫斯基为陈德铭（右）授戴“加加林”勋章。

　　10天，陈德铭完成了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的角色转换。

　　6月14日，他被国务院任命为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25日，明确了分工的他，已经站在全国“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总结座谈会的主席台上。

　　“今后需要进一步增强规划的约束功能，使规划在促进发展的同时，限制不计代价的盲目发展……”他侃侃而谈。

　　20多天前，他刚刚辞去陕西省省长职务，在那个位置上，他呆了一年零七个月，尚有许多未了之愿。

　　向前推四年，毫无征兆地，他从苏州市委书记位上被调至陕西。那时，首长对他说：“德铭同志，只有东部的发展而没有西部的崛起，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人既懂得东部，又了解西部，人生才更有意义。”

　　现在，站在了国务院第一大部委的新平台上，这位“苏州模式”的缔造者、“具有沿海、内陆工作双重经验”的发改委二号人物，将如何给他的期待者们一个新惊喜呢？

　　博士官员

　　1949年出生于上海的陈德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早年毕业于上海市西中学。

　　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陈德铭的正常人生轨迹。1969年4月，20岁的他踏上了南行江西的列车，去的目的地是瑞金。

　　“在江西一待我就待了十年九个月，其中有五年是在崇山峻岭的生产队里面。户口也迁过去了，粮食也有供应，每天打工，记工分，得靠自己维持生活。”

　　在江西瑞金谢坊镇的崇山峻岭里呆了5年之后，陈德铭有机会进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今江西农业大学）农机系就读。1977年毕业后，分配至江西省农机局工作。三年后，因为夫妻分居的原因，他被调至江苏省食品公司。

　　此后，陈德铭的仕途步入快车道：1982年任江苏泰州肉联厂副厂长；1984年任江苏省商业厅办公室副主任、省食品公司经理；1985年任江苏省商业厅副厅长。当时，他年仅36岁。

　　他不满足，在利用到下面挂职锻炼期间，恶补英语和经济学的知识，于1988年考入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攻读数量经济硕士学位。

　　“那时候，不像现在官员读书的风气这么浓，大学也没有给官员单独开口子的习惯，陈德铭考数量经济学研究生，需要考高等数学，完全靠自己。”陈德铭的导师周三多教授说，读到一半的时候，由于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学习，而专业课和英语又比较难，他几乎无法读下去了。

　　“那时，他就跑过来和我说，读不下去了，我就劝他和当时的省长顾秀莲讲一下，脱产专门过来学习。”周三多说，陈德铭听从了他的建议，脱产在南京大学专心读书。

　　1996年，已经是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的陈德铭再次入南京大学深造，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为数不多的博士官员。

　　从苏州到陕西

　　1997年12月，陈德铭从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的位置上调任苏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开始为政一方。

　　当时，苏州正处于风口浪尖。

　　苏州市于1992年在老城西部设立国家级开发区———苏州新区；199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和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分别代表中、新两国政府签署协议，在老城东部建立中新苏州工业园区。

　　一个城市拥有两个高规格的开发区，招商引资方面不可避免存在竞争，孰轻孰重成为考验领导智慧的一道难题。

　　1997年12月，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专门就此问题发表评论。苏州新区开发已有时日，10多万常驻人口，可是新加坡方面建议中国将其关闭或暂停发展，陈德铭不同意，他顶住压力，认为应该让其“继续发展”。

　　如何安抚中新两国合作的工业园区呢？

　　在请示更高级别的领导人并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谈判之后，陈德铭明确表示：“苏州工业园区是我的重中之重，苏州新区将只作为一般性的商业招商，我政府不向外界推荐。”

　　“一对夫妻结婚5年，偶尔发生口角也是难免的，中新双方绝不会因小问题而影响合作，双方一定会继续长期合作下去。”陈德铭幽默过后，开始亲自担任工业园区的党委书记。

　　与此同时，在和新加坡有关方面谈判过程中，这位善于学习的市长，感受到了新加坡管理制度的优越。他把大量苏州的干部送到新加坡培训，不仅苏州工业园，苏州市所辖六个县主要干部全部到新加坡轮训一遍。

　　“现在看起来，共同出资开发，是我们和各个国家，各个企业都可以做的。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两国政府的合作，新加坡帮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如何更快地熟悉和了解世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陈德铭说。

　　2002年5月，正当他希望在苏州有进一步作为的时候，一纸调令将其从经济发达的沿海送到西部大开发主战场———陕西，三天时间，他从苏州市委书记变为陕西省常务副省长，2004年11月，任代省长。

　　“陕西有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科教优势和地缘优势，发展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不能照搬苏州等东部地区发展模式。”他这样说。

　　然而，无意之中，他还是利用了过去的成功经验：上任不足一月，他率领陕西经贸代表团赴香港招商引资；任内，亲自给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写信，邀请其到陕西访问，并派出代表团到新加坡，希望能与该国展开全面合作……

　　“陕西有三大优势：一是资源；二是科教、文化；三是区位优势……”面对媒体，他不遗余力地四处推介陕西。但与一般内陆官员不同的是，他更倾向于打造一个公共政府：“政府应该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大家自己去拼搏、去创造，以实现改善生活、提高收入的愿望。但提高收入并不是伸手向财政要钱。”

　　“哪个是陈德铭？”

　　十年的知青生活，使陈德铭懂得了农村的贫困，了解了百姓的艰辛和他们的愿望。为官后，他频频推出亲民举措。

　　2006年的第一天，寒冷的清晨，他踏雪来到了陈家山“11·28”矿难警示碑前敬献花圈。

　　2004年11月18日，刚当上代省长20天，他就到陕南农村走访。走进困难群众李家田低矮破旧的土坯房里，李家田都懵了，不知道该如何招呼这位贵客，只是手足无措地跟在他的后面。

　　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经常奔走在陕西各条高速公路上。这位细心的上海男人注意到，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厕所并不令人满意。有一次他实在看不下去，便把负责人叫来询问，这位负责人却说厕所一直没有人管理。

　　“政府每年投这么多钱在高速公路上，养这么多人管理服务区，连一个厕所都搞不好，这反映出我们的管理水平。”

　　还有一次，他去南五台爬山，下山的时候，突然被一个村子的上百名群众围住，投诉土地违规征用问题。

　　“当时车子在高速下坡的时候，突然两边有几十个人不顾生命危险跑出来拦车。驾驶员也没有思想准备，一个急刹车才停下来。当时老百姓非常激动，说‘哪个是陈德铭，下来下来！’这时候我想到的不是躲避，而是面对和解决问题。”

　　“我有一个基本的信念，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果然，我下车接待他们后，他们对我非常客气。他们的两个代表过来和我对话，他们非常清楚国家的法律，也非常礼貌。所以我想，很多群众矛盾的激化，跟我们的工作粗放是有关系的。”

　　陕西省出现“宝马案”，刘亮爬广告牌揭露问题后，陈德铭请分管副省长连夜召集会议，布置查处。

　　“我们不怕有错误，只要自己真正想为老百姓做一点事，可以在工作中改正，最后大家会理解的。”他这样说。

　　“这不是省长来了吗！”

　　与一般官员喜欢表现自己拼命工作不同的是，陈德铭这位饱受西方为政传统熏陶的官员，更喜欢将工作和生活分开。

　　他经常在双休日的时候对秘书和办公室人员说：“我自己出去转一转”，和爱人一起叫上司机开车就走了。一次他和夫人走到一个山庄，经理看到他大吃一惊：“这不是省长来了吗！”

　　由于早年和爱人在桂林结婚，在陕西工作期间，陈德铭没有惊动任何人，联系了旅行社安排，悄悄地到桂林旅行了一次。

　　“一个省长以这种方式去旅游名胜地，也能够多了解一些老百姓的实际情况，比如车子是怎么挤等等。也可能会碰到一些尴尬的事情，不过还好没有碰到什么大的问题。”

　　在秘书的任用上，他也与众不同。当年在苏州市任上时，他的秘书不是文秘专业出身，不是学行政管理，居然是个计算机硕士！

　　“现在许多秘书工作需要使用计算机和网络，苏州市不少工作与IT业有关。许多技术问题，比如宽带网啦，传送图片或图像啦，三网合一啦，不懂点技术，连用都用不好。况且，要搞好工作光懂得使用是不够的。”陈德铭认为，有了计算机基础去学行政、文秘，上手比较容易，而学行政、文秘的去掌握计算机，往往难以深入下去。（据《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