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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中有24万人死亡，但这一数字的“解密”却在三年之后的1979年。关于唐山地震死亡人数的报道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在美国大学新闻课堂上被作为“迟到新闻”的典型遭到挞伐了。作为这篇“迟到新闻”的记者，原新华社副总编辑徐学江近日披露了当初发出这条消息的来龙去脉。
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
解放军指战员在抢救灾区受伤
的群众（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
1979年11月，作为新华社记者的徐学江应邀参加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情况，其中包括死亡人数。“我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
他抓紧时间写好消息后，送给大会秘书长（国家地震局科研处处长）审核。为了说服秘书长同意发稿，徐学江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一、唐山大地震已过去三年多，伤亡人数至今没公布，中国人关心，外国人也关心，再不公布将更加被动；二、由于一直没有公布官方的伤亡人数，国内外有很多猜测和谣言，如香港报纸就曾报过唐山地震死亡人数超过70万等，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三、这次会议是个好机会，新闻是从地震会议上获悉的，报道出去比较自然，不需要官方在事隔几年后向外界特别宣布。他的道理基本上说服了秘书长，但秘书长有点犹豫，问“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徐学江看得出，他是想把稿件带回北京请示更高的负责人。徐学江说，一定要今天发，因为新闻讲时效，不能发“昨日”新闻或几天后新闻。徐学江还补充说，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并不是人为造成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徐学江终于说服了秘书长在稿件上签了字，表示同意由新华社发布。徐学江立即通过电话把稿件传给总社对外部。报道发出后当然成为一则爆炸性的大新闻。
教训绝对不应忘记
徐学江说，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之际，回顾这次报道仍有现实意义。地震发生后，由于当时政治和舆论环境的原因，我们的报道没有对伤亡人数给予回答。7月29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篇报道唐山地震的新华社通稿《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伤亡情况、破坏情况不作主动报道，就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在“四人帮”主要成员之一姚文元的直接控制下，很多报道充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报道效果。
对此，徐学江表示：政府有责任，包括我在内的报道地震的记者也应感到愧疚。所以，当我得知有关伤亡数字时，一股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必须把它报道出去。“这件事我一直认为自己做得对，因为当时并不是有什么人“要求”我、“允许”我报道此事，而是我出于记者的责任感积极主动争取的结果。我想，如果不是我的坚持，什么时候能公布唐山地震死亡人数实在难说。1970年云南通海大地震造成15600多人死亡的数字不是到2000年30周年纪念会上才被披露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突发事件报道的一些禁锢逐渐被打破，尺度逐步放宽，特别是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因隐瞒疫情、防治不力受到免职处分，使我国灾难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去年9月，国家保密局和民政部联合宣布，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的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将不再作为国家保密事项。
“时代总在进步。”徐学江说。“执政为民”、“公开”、“透明”、“人民享有知情权”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共同理念。进步了，但只是初步的。多年来种种思想禁锢的影响很难在短时间内烟消云散，出于利害考虑而文过饰非、隐瞒真相的恶习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干部中仍然存在。因此，唐山地震报道中的教训绝对不应忘记。据新华社
震中为何迟迟不能确定
1978年7月28日是中国地震工作者永远难忘的日子，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陈会忠当时就在原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北京遥测地震台网，负责台网运行维护工作。当时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负责全国的地震监测和科研工作。
北京遥测地震台网是我国第一个采用电信传输遥测技术的地震台网。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为了监视北京周围的地震活动，在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在邮电部和中科院的共同努力下，于一个星期内在北京周围建立了8个地震台。邮电部则将8条电话专线架设到8个地震台。
无法快速定位
当时北京遥测地震台网中心地震记录是采用熏烟和笔绘图纸记录，地震的处理是人工操作，就是在发生地震后人工量取震相，然后使用圆规和直尺在地图上处理。当时，一般地震发生后，地震波扫过台网所有台站后，地震的速报大概需要30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但是，在大地震发生时，特别是地震发生在台网以内时，由于台网装备的是微震仪，加上当时的地震记录器是笔马达记录，系统的动态范围只有大约34dB，一般网内大于3级的地震，记录就超出线性，地震记录被限幅。这种情况下，地震数据只有初至到时，震相基本无法识别，对地震的快速定位是非常不利的。
由于唐山大地震无任何前震，主震突发，又在网内，东部台站受到地震破坏。唐山地震主震记录实际上只记录了地震波的初至到时，后续波形全部限幅。有些台站的地震记录，特别是东部台站，地震初动波形就把记录的笔杆打飞，无法记录后续波形。如前所述，唐山地震的速报处理异常困难，值班员和赶到的处理人员使用初至到时数据，交切的震中位置十分分散，致使无法最后确定。
时间在飞快流逝，负责处理的人员满头大汗，心急如焚。当时北京遥测地震台网还配备一个二类专线电话，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这种电话专供一定级别的领导和重要部门使用。电话在大地震时，允许台网值班员与全国任何地方政府和地震台通话。通过这个电话，值班员及时得到了全国几个主要地震台的参数，但是很多地震台的记录也限幅了。根据兰州地震台的基式地震仪的参数和北京台网中心的5倍513地震仪记录，确定了震级为7.8级。但是地震的位置经过反复处理，仍然迟迟不能确定。
震中到底在哪里
时间已经接近5时，这时二类电话铃响了，陈会忠立刻接电话，这是从云南昆明黑龙潭地震台打过来的，昆明台的童汪练同志问陈会忠他们震中是否确定了，他告诉陈会忠：根据他们的记录测定的震中距，震中应该东距北京160公里。由于是单台，昆明台只能提供这些数据。陈会忠立刻将昆明地震台的数据告诉了处理人员，这时台网中心的分析人员张伯民突然醒悟过来说：东边的台站初动可能有问题，不能用东边的台站！
一句话使大家立刻明白过来，果然将东边台站的数据甩掉，交切处理的结果立刻就集中在唐山丰南了。最终确定的速报结果是发震时刻：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震中位置：唐山丰南，震级Ms7.8。唐山地震速报就这样产生了。这时已经过了凌晨5时了。
唐山地震速报如此艰难，是北京台网大地震速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不用台网东部的地震台的初至到时数据，处理交切就集中了呢？其实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位于唐山以东的有些台站初动是假的。这是因为，遥测的信道是邮电部提供的有线专线，而电信专线的路由都是经过唐山电信局的。
例如昌黎地震台的传输线路的路由是从昌黎凤凰山地震台到昌黎电信局机务站，再到唐山市电信局，经过天津电信局到北京长途电信局，经过北京市话局到达北京遥测地震台网中心。唐山强烈的地震发生时，传输线路已经在唐山受到破坏，台网中心记录的“初动”实际是线路在唐山被破坏的时刻。由于地震波的P波的速度是每秒6公里，地震波还没有到达昌黎地震台，线路就在唐山被大地震破坏了。因此，在台网中心记录的昌黎“初动”信号不是地震波到达昌黎的信号，而是线路在唐山被破坏的时间。据《南方周末》
唐山地震孤儿焦虑感远高于其他人群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医院（原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当年接收了357名唐山伤员，是我省地方医院中接收伤员最多的医院。图为该院的医务人员正在为一名重伤患者做手术（资料图片）。黑枫摄
在所有人群中，这场地震对孤儿的影响最大，虽然没有受到身体的伤害，但他们的内心被永远地改变了。
唐山地震，242419人丧生（包括天津等受灾区），留下了4204个孤儿。唐山孤儿中早恋的很多。学者王子平等人所做的一项研究中，1000多名孤儿中，早恋孤儿占42.1％，而早婚者占已婚孤儿中的24.4％。
1994年，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神经症病区主任于振剑，在临床工作中不时发现一些因唐山地震而遗留的心理疾病患者，于是，1995~1996年，他和十几个伙伴开始了以“唐山地震对人类身心健康远期影响”为主题的系列研究。
抽样调查涉及近2000人，包括了唐山大地震后丧偶再婚重组家庭的成员、地震后留下的孤儿，以及一些普通人群。调查中发现，这些人群在心理创伤后的应激障碍、一些神经症或者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
“20年以后，有的仍然存在这种恐惧、担心，也有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或者神经症的症状。”于振剑说。
针对地震孤儿群体的心理状况，研究者还请来了57例唐山矿的地震孤儿，请他们填写调查问卷。于振剑回忆，回顾性研究让有些调查对象当场情绪失控，泪流满面。
研究人员艰难地劝慰之后，他们才答完了问卷。经过对焦虑、强迫、恐惧、抑郁、敌对、躯体症等90项症状自评量表的统计，发现这一群体的焦虑、抑郁指数高于正常人群，和亲人伤害率正相关，和社会支持程度负相关。
其中，女性的心理状况不如男性。这些负面的情绪反应包括，情绪稳定性差、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大创伤后的紧张、恐惧、对灾难情景的回避和控制不住的闯入式回忆、悲伤、忧愁等。“此外，失去父母后的自卑、封闭自我、缺乏社交，也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自信心。”
于振剑接诊过一些地震孤儿咨询者。“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他们在恋爱和婚姻中有自卑情绪，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胆小怕事，女性则显得很柔弱。”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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