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畔

松林狩猎

赵望云在甘肃日报社作画。

醉染丛林二月花

　　1927年的一天，21岁的青年画家赵望云与李苦禅等人在北平中山公园举办画展，却在艺术界引起强烈震荡。赵望云参展的作品中，有两幅特别引人关注：一幅题为《疲劳》———贫瘠的土地上，终年辛劳而身心疲惫的农人，无奈地把头埋在以锄头为支点的胳膊上，点染皴擦，把不可抗拒的自然重力以及社会重负带给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悲惨境况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幅题为《风雨下之民众》，表现的是连年内战带给社会底层大众的沉重灾难。前者反映的是天灾，后者反映的是人祸。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画面的主题是一致的，即把劳苦大众在天灾人祸面前孤苦无助、垂死挣扎的悲惨境遇，无遗地展现给观众，用艺术的真实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现实。从艺术的角度看，青年探索者的笔墨技法算不上臻熟，但作品突破了清末民初“四王”摹古的画风，内容直面现实生活，具有重力撞击般的力量，使人耳目一新。

　　在青年探索者的作品面前，有人赞不绝口，称其为“苍头特起艺术前锋”；有人则指责青年“不法古人”、“难登大雅之堂”，一时间，争论不休。这时，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同李大钊、鲁迅有着深厚的友谊的著名评论家王森然站出来，高扬着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用进步的艺术观评论道：“（赵望云）是以意志取胜的天才画家，其生命上不仅有立足之爱，而且有战斗的勇气，舍去所有的师承、学校，一本自己创造的真精神，蕴藏在生命最淡泊最诚实的新秩序，用‘诚信之爱’，以唤醒群众的势力……二十几岁的一位青年，其毅力与锐气，亦足以昂然自慰了”。

　　王森然有力的舆论支持，使赵望云坚定了信心。他说：“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临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的寄托”。从此。“坚持写劳动者”贯穿了赵望云的整个艺术生涯，华北平原的农民、流离失所的难民、黄土高原的西北汉子……无不成为他抒发情感与理想的对象。

　　1932年底，赵望云开始了天津《大公报》的农村旅行写生之约。他终日坐着大车，夜宿小店，奔波在田间、村头。白天在集镇、村庄采访，晚上在小店昏黄的油灯下把白天所见所闻描绘出来，《大公报》为赵望云开辟“农村旅行写生”专栏，连发作品130幅，把中国农村经济破产之后农民如牛似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悲惨之相，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凋敝的病态，通过《大公报》这个窗口无遗地告诉世人。

　　这就是赵望云所追求的新国画，继《疲劳》之后首次连续性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开辟一代现实主义画风，表达出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苦难之思考，与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相一致，与大众的怜悯、同情的善良情绪相沟通，从而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冲击着读者的心扉，叩问着人们的良知，其关注度之高，反响之热烈，超出了策划者的预料。这一刻，注定赵望云要走进中国新闻史。《大公报》的“赵望云农村写生”与范长江的“旅行通讯”成为读者最欢迎的专栏。

　　这时，受蒋介石排挤隐居在泰山的冯玉祥将军，非常喜爱赵望云的农村写生，天天剪报贴在日记本上，用了4个月的时间，为每一幅画配上白话诗。是年11月，《赵望云农村写生集》第二版出版，配以冯玉祥将军“泥水匠、石匠、木匠、铁匠以及农夫和劳苦大众都能一听就懂”的“烧饼大油条”式的“诗配画”，再次引起轰动，一售而空。至翌年8月初，《赵望云农村写生集》又再版三次，印数数万，成为当时新闻出版界的一大奇观。

　　随后，赵望云又受《大公报》派遣，到塞上作旅行写生，不仅使赵望云看到农村、矿区的破败景象和张北人烟稀少的荒原，而且看到骄横的敌骑和侵略者铁蹄下人民所处的悲惨境遇，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贫困的社会现象，看到更深层的东西，尽管高山险峻、长城雄伟，但画家“已经感到种族脆弱的缺陷，长城天险，在现状之下已经不容我们夸耀”。显然，阅历的丰富，视野的开阔，使赵望云的洞察力透社会的膏肓。日寇侵华的暴行与掠夺，通过画家之作和将军之诗向人们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世之钟，凝重而深沉的呐喊，抒发了画家与将军赤子般强烈的爱国之情，在四亿同胞中产生了强烈的震荡。

　　冯玉祥评价说：“赵君这次百幅的图画，描写国土沦亡后处在水深火热横暴淫威之下的父老兄弟姊妹的种种生活状况，道尽屏障尽撤的国防空虚造成的华北各省领土的危机，刻画出帝国资本压榨下的我们矿工的生活惨状……这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危机。但这个危机还不能停止在这个程度上：现在人家正在那里经营和设计，实行着集团的统治经济，并且预定在最近完成铁路交通网。这种经营和设计，一方面固然是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另一方面就是向着中华民族步步紧逼的进攻……至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有沧为亡国奴的可能”。

　　冯玉祥有着战略家的远见和气魄，而艺术家能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洞察出这种危机的，惟赵望云也！

　　之后，赵望云先后赴江西、鲁西灾区及津浦、陇海铁路写生，给人们视觉上的冲击力，以及在思想深处产生的“感动波力”，自然激起读者长久持续关注度，从而解读出沉甸甸的政治含义：

　　———这些画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命运；

　　———表现出水深火热中的民生苦状；———更可以深刻地认识农村破产的真识；

　　———惟有唤醒他们的社会意识，奋起抗争，才能够复地雪耻，挽救中华民族的沦亡。

　　赵望云作品中反映出画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民族状态意识，也是没有一个画家可以比肩的。王森然评价道：“艺术家之所以可贵，在他的倾向，人格，集中起来有一种启发群众的吸引力和刺激性。因为他的性格，是反映社会的专制，打破承袭的观念，以伟大的人格与道德为中心，以群众的性感与遭遇为基础，一切一切，都建筑在‘战和爱’上。不知道的人，以为他对艺术，是有所为而为，其实是他的爱情和愿望，都努力在启发群众身上，他将所有的知识和情感，都混和在群众的高度意识中，早不见小我的生命存在了。所以他时时与自己无意识的堕落宣战，常常和外界盲从的混乱的势力对抗，将一己的欲望贪图洗涮净尽，饱含着人道的义勇和热力，这高尚的人格，坚毅的生命，有节操的特性暗示给群众，群众在不知不觉间养成一种伟大一贯的精神，流露出一种新的产生，使一般昏聩无知的群众，而有自觉奋斗的努力，艺术才有指导人生的成功”。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赵望云随冯玉祥将军担任抗战宣传工作，主编旬刊《抗战画刊》，任务就是宣传抗战，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唤起民众的救国救亡意识，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抗战画刊》发行了两年，因冯玉祥在政治上受到蒋介石的排挤，《抗战画刊》不得不宣告停刊。

　　西北写生

　　1942年7月，赵望云携家来到西安，把家安在城内的甜水井，便与学生杨乡生赴西北写生，在河西走廊，沿途忽儿是荒漠无垠，忽儿是绿洲映现，西北荒原风光的巨大反差，连绵起伏雄浑壮美的大山，使赵望云兴奋不已，他观看了少数民族的赛马会，体验了他们的生活，历时近两月，画了不少的作品。首次西北之行，给赵望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艺术之梦的理想之地在众里寻她千百度的蓦然回首间出现了，他欣喜地说：“我喜欢看我没有看到过的东西，自然界无穷尽的变化，社会间无量数的人群，好像都与我发生着密切的关联，伟大的自然社会，它有一种微妙的力量引诱着我的精神”。

　　回到西安，赵望云把家里略作安顿，即赴重庆举办西北旅行画展。在冯玉祥的支持下，西北河西旅行写生画展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重庆《新华日报》做了报道，冯玉祥、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田汉、张大千、关山月等文艺界著名人士都到场参观，盛况空前。才学横溢的郭沫若看后，犹如西北风掀起他胸中诗海的波涛，止不住的诗情涌动，欣然赋诗赞曰：

　　画法无中西，法由心所造。慧者师自然，着乎自成妙。国画双陵夷，儿戏殊可笑。江山万古新，人物恒释道。独我望云子，别开生面貌。我手写我心，时代难妙肖。从兹画史中，长留束鹿赵。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拨冗参观了画展。未几，又托重庆八办高参王子沐购买画展中的《相马》。

　　重庆画展归来，赵望云家里总是高朋满座，他的艺术成就，他在画坛的声望，在西安画家的心目中是当然的领袖。出于对中国画的改革与探索，赵望云倡导成立以青年画家为主体的“平明画会”，先后收黄胄、方济众、徐庶之为入室弟子。

　　1949年春节，国民党宪警突然逮捕了赵望云，引起西安地下党的高度关注，他们采取走上层路线的策略，通过正在北平“和谈”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出面，加之陶峙岳的担保，才使赵望云逃过劫难。

　　7天后，西安解放了。第二天，西北野战军的代表到赵家慰问赵望云，又送来面粉、布匹。解放初期，赵望云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为了祖国的文化文物遗产，他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暂时放下画笔，全身心扑在这项事业中。

　　开宗立派

　　新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

　　1956年，担任中国美协西安分会主席兼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赵望云，从国画研究会挑选了何海霞、康师尧、陈瑶生、叶访樵、郑乃光五名画家，充实到美协工作，使之能够集中精力，潜心钻研国画创作。至此，西安美协基本形成了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叶访樵、陈瑶生、郑乃光、袁白涛为班底的中国画创作研究中心。同时，国画家与版画家修军、刘旷、张建文，油画家蔡亮、张自嶷伉俪等人同住美协，同出外写生，构建出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良好气氛。当首都的国画家们还在为传统与生活的关系喋喋不休的争论时，定居西安的赵望云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

　　1961年国庆节，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李梓盛、康师尧、方济众六位国画家，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联合举行画展。这是陕西画家建国以来首次在首都举办集体画展。辽阔雄浑的西北高原，奔腾不息的母亲河，静谧的山村小屋，沸腾的建设工地，粗犷勤劳的西北农民，以及毛驴、山羊、骆驼……无一不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无一不闪现时代的精神，泼墨用彩，皴擦点染，无一不体现着创新的精神，无一不洋溢着勃勃的生活气息。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品，无疑为首都画坛带来一种清新之风，一时好评如潮，赞誉不绝。在中国美协举行的专题座谈会上，评论家对陕西画家的这种现象，首次提出了“长安画派”。从此，长安画派与新金陵画派、岭南画派，在中国画坛上各领风骚，争妍斗艳，为新中国的国画界增辉添彩。有人甚至断言，三足鼎立，无论两足伸向哪里，其中一足必然在陕西。

　　“长安画派”的崛起，可以追溯到赵望云上世纪40年代河西写生乃至上世纪30年代的塞上写生，纵观它的发萌、发轫、发展、成熟，赵望云无疑是奠基人和领军人物，他的画风决定着西北的画风，他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画家。这一时期，赵望云非常勤奋，年年都要下到山区，下到农村体验生活，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内容极为丰富，笔墨甚是精到，同是西北旅行写生，此时期就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写生在笔墨上差异很大，上世纪四十年代反映哈萨克族牧民生活的画面平实无华，有着石涛和张大千的影子，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笔墨自然放开，画家的个性风格愈趋鲜明，构图雄奇苍厚，笔墨上“沥沥搓搓”涩重感，创造出独特的“黄土皴法”，使整个画面既墨色淋漓，温润如玉，又老辣雄健，郁郁苍苍，达到了极高的美学境界。

　　生命的最后100天

　　1976年，“文革”惨遭迫害的赵望云精神只要好时，都要伏案作画。不能长时间坐，他就靠在病榻上画。画好一幅画，就让家人挂在墙上欣赏，或者取下来修改几笔。一幅画下来，常常耗得精疲力竭，累得往往连题款的力气都没有了，躺下身子睡着了。他画画已完全不考虑笔墨技巧了，画啥也用不着去想，已到了不经意、自然而成的地步。老伴给墨盒里倒一点儿水，他蘸一蘸就画起来，墨枯就枯，湿就湿，宿墨就宿墨。用笔也不讲究，但画面很有空灵感。这一年中，赵望云画了100幅画。这100幅画，是他在心力下降、精力不济，甚至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这是一代大师燃烧着生命最后的能量，抒写出来的艺术之花。

　　1977年，极左的影响还未肃清，赵望云的病情美协不管，医院不收，赵家姊妹只好在家照顾父亲。2月20日，成都青年刘欣拿着赵望云老友的信，辗转找到了赵家。赵望云说：“远隔千里，我教不了你，会误了你。”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给你画张小画吧，下个星期你来取。”

　　3月20日，赵望云内脏出血，疼痛难忍。

　　3月24日，病痛再次袭向赵望云，他痛苦难当，对守护在病床旁的赵振霄厉声喊道：“拿纸来，我要画画，要画大画！”这个终生视艺术为生命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想着画画，似乎只有画画才能减轻病痛的折磨。

　　25日，陆续出现昏迷现象，振霄和弟弟急忙把父亲送到附近的中心医院。好说歹说，医院勉强同意留院观察，临时在观察室支起一张小铁床子。赵望云身材高大，躺下后两脚还悬在床外。一个为中国美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艺术大师，就是在这张小铁床上走完了他那不平凡的生命历程。

　　赵望云住院7天，6天中都处于昏迷状态。

　　3月29日凌晨5点，昏迷中的赵望云的鼻孔突然翕动了一下，赵氏弟兄以为他要苏醒过来，都围在父亲的床边，谁知过了片刻，一颗活跃了71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血液都流淌着艺术因子的艺术巨匠，就在一张小铁床上，告别了他曾经抒写过辉煌的人间，不甘心地合上了他那双充满睿智的眼睛……

　　当刘欣如约来到赵家取画时，赵望云已经去世两天，他捧着大师的绝笔之作，端详着大师的遗像，泪如雨下。

　　两年后的春天，住在台北的张大千得知赵望云逝世的消息，情不自禁地摘下眼镜，悲愤地摔出丈把远……

　　赵望云从文人画滥殇的重围中冲出，使国画走出象牙塔走向自然走向现实生活，深入乡村农人，画出他们的悲喜哀乐，从而开拓出中国画新的艺术之路，开创出一代画风，这是赵望云对中国美术有着巨匠般的贡献。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10年间的大量农村写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宽广的社会历史画卷，无论是从美术史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经济学、新闻学的角度，都有广阔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中国百年美术史上任何一个画家难以企及的。

　　评价一个艺术大师，固然要从艺术上找到他的价值所在。但艺术价值还需要文化的内涵，还需要社会学的外延支撑，还应从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人格气节综合评价他的价值，那才能反映出学术的分量与价值。回顾一部中国美术史，有哪个艺术家把自己的艺术命运与国家、与社会、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有哪位艺术家的作品蕴涵如此广阔而丰富的社会意义？因此说：

　　要写一部旧中国经济史，离开赵望云的“农村写生”则是残缺的；

　　要写一部中国新闻史，离开赵望云的“农村写生”，那将出现的是断层；

　　要写一部中国美术史，离开赵望云的“农村写生“，那将无处着笔！

　　西安，我们这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古城，因为有了赵望云，历史的天空才更灿烂，当代美术史和今后的画坛，才不会寂寞！

　　大师大家评望云

　　胡政之：得望云写照，使古代无量数爱国奇男子，慷慨赴义伏尸流血之精神，随此青年画家之椽笔，复行跳跃于读者之脑膜，何止有生死人肉白骨之妙，抑又民族复兴之一帖兴奋剂也！视前此专为民生流离困厄者，意义不尤深刻耶？

　　老舍：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就有功夫，可他不喜山水里那些古装的老翁，所以就在山间细细地观察，深深地揣摸，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国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存在虚无缥渺之间。

　　常书鸿：他以流利的毛笔线条，寥寥几笔，勾画出农村社会中、民间风土人性、山乡人家以及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大大地不同……吴友如笔下的图画……他画的毛驴，形象虽然细小简单，但运笔转到，处处入神，跨桥过岭，奔波上下于农村山林茅舍之间，十分生动有致。这是为什么我一见倾心地喜欢他用纯朴的笔墨即兴而成的农村即景，是那样别具一格地反映出当时农村社会生活的空前成就……望云在绘画方面把古法变成新法，也是很有意义的。

　　叶浅予：《大公报》有两个专栏最能吸引读者：一是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一是赵望云的“农村写生”。这两个专栏反映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苦难生活，和中国人民的生命息息相关，所以赢得了读者的欢迎……望云这条自学自创的道路，是“农村写生”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首先是内容突破了中国画的旧框框，敢于表现现实生活，成为早期革新的闯将。

　　关山月：赵望云在近代美术中外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特别要提到的是，运用民族形式反映现实生活，他是勇敢的开拓者，开拓出传统艺术的新天地，而且将人文关怀的精神渗入其中，使他的作品增色，也使一部现代美术史显得深沉了。那时能这样做的画家并不多。

　　常任侠：他为人诚笃，始终不失劳动人民本色，绝不骄傲自满，以是艺术日进无己。富于写实技巧，画笔严谨，如此为人。他由青年工人艰苦奋斗而成，因此最能体会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在画幅中时时加以反映，为国内外所重视。

　　潘挈兹：望云同志培养人才方面确实是我们的好榜样。他那样尽心教学生，培养了一批很有才华的画家，尤其难得可贵的是，在非常艰苦的抗战时期，他自己的生活负荷就够多了，一些学生却长期在他家里，在艺术上负责教，在生活中给予帮助。现在缺少能识人才、又能尽最大的力量去培养人才的“伯乐”。望云的人品非常难得啊！

　　盛成：白石翁画中有物，不爱摹古；望云画中有事，更进一步。而且这个事，就是这个时代的事，又是这个世界的事呢！……人为人群服务才是人，为良心驱使而牺牲，造成一种自由自在的艺术……望云的画，似乎达到这种目的，我称他为中国的高更，并希望他前进与文明世界的一切罪恶去奋斗。

　　黄蒙田：望云了解、同情当时人民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应该有责任用自己的艺术技巧传达人民的痛苦……他面对这些破产了的农村，进行速写的时候，不是以一个旁观者无动于衷的态度去画，而是对它们充满深厚的感情。

　　王鲁湘：赵望云用浓重的湿墨来画西北的土山，既画出了土山的厚实温软，又画出了土山的干枯焦涩。这种矛盾的感觉正是西北土色的特色，在赵望云之前从来没有人用笔墨准确地表现过。他画的土地一片苍茫，他画的树林一片苍劲，但整个画面又墨色淋漓，温润如玉。这种用笔苍老，用墨苍郁的技法，达到了极高的美学境界，也突破了前人技法的成就，至今为止，还很少有人企及。用枯笔飞白表现大西北“干裂秋风”的苍劲之美，传达的是对一位严父的敬畏；而用淡墨排叠的土坡、远山、树梢的“润含春泽”的朴茂之美，传达的是一位慈母的缅怀。我想，这可能就是赵望云的大西北“情结”的潜意识流露，也是大西北最终成为他生命归宿和精神家园的奥妙所在。经过赵望云笔墨解释出来的大西北，不仅成为中国绘画史上对大西北自然气息和人文气质的经典图解，而且成为现代中国人对这片文明发祥地慷慨浩叹的复杂情怀的经典表达。不仅成为“长安画派”的情感基调，甚至成为以后表现这片土地的小说（如陈忠实）、诗歌（如灰娃）、电影（如张艺谋）、音乐（如赵季平）的一个永恒的艺术参照。

　　程征：赵望云的艺术主张和画风对西安画家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石鲁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中也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除了笔墨等技法上的东西之外，西北风物如何为美，平淡无奇的农村日常生活如何入画，如何可理解艺术创造与生活现实，笔墨宣纸与跟前物象、创新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等等，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某种程度上，赵望云塑造着西安中国画的基本性格。

　　艾里：在悠久的中国画史中，善于反映塞外风光和边疆面貌者，古至近代皆为稀有。赵望云先生可算是一位开路先锋，尤其是以中国画笔墨描绘新疆的景物、民俗，这在四十年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本文引文、照片选自程征编、著《从学徒到大师》《赵望云》，省政协文史委编辑《国画大师赵望云》，特表感谢。）

　本报记者袁春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