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集的架子间，有民工正在工作。

工地上的午餐。

       西安大街小巷里的工地或街道边，随处可见农民工的身影。工地上的，忙碌着；街边的，等待着。从最初的农民到民工到后来的进城务工人员再到现在的新市民，见证并参与着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和建设。

　　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多为50岁左右的男性，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外出打工，从事的大多是体力劳动，不需要多少技术，是中国社会二十几年发展变迁的见证者。顾家，求稳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他们，对生活有着自己的见解。

　　工长韩二来维持现状就好

　　韩二来，扶风人，1977年初中毕业，今年50岁，在北郊一家工地上当工长，高大，健壮，精干。

　　4月20日中午11点，记者跟老韩刚在简陋的工棚里坐下，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被叫走了，到12点下工的时候才回来。老韩的住所是用薄薄的三合板围起来的，房间里除一张床，一张桌子之外，没有其他的摆设。

　　老韩的午饭简单，芹菜面片，饭后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老韩告诉记者，他1978年就外出打工，当时是生产队组织的，他只挣工分。1984年包产到户后，有了行动自由，老韩开始常年在外面挣钱。1996年，他来到西安，在这里一呆就是11年。这些年来，老韩一直在建筑行业干，起始是给别人打工，前几年他自己也包过工程，但是干完活，工程款一直要不到，到现在别人还欠他十几万的工程款。无奈之下，老韩只好又给别人打工。因为有一定的管理经验，他在这个工地当工长，“累是累，但一个月2000块的工资能按时拿到，我也就知足了。”

　　2005年，老韩的父母相继去世，现在家里就他、妻子和两个孩子。儿子在当兵，今年转了志愿兵，自己拿工资，不用他操心。女儿在宝鸡最好的中学上学，“我得加紧干，给她把上大学的钱预备好。”说到下一代，老韩说他不赞成年轻人外出打工，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人生选择，“不像我那阵儿，上学要大队推荐，家里条件又差，只能出来打工。”老韩说，早先他作为农民工在社会上闯荡，没少被人坑。现在国家颁布更多的法律来保障农民工权益，他的权益基本能得到保障。可他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也像自己这样过活，“毕竟他们年轻，还有很多可选择的机会。”

　　老韩说他不后悔这辈子已经走过的路。现在，老韩白天上班，晚上安排第二天的活并整理当天的施工记录。老韩说，在西安呆了这么多年，觉着西安这地方还是好，“说是第二个家也不过。”当问及将来的打算时，老韩说，他年龄大了，跑不动，也不想再跑了，假如能把别人欠他的十几万工程款要回来，他就在西安买套房，在这里落地生根。

　　包工头王成最想呆在家里

　　王成，宝鸡人，今年48岁，初中文化程度。

　　从1982年起，老王就开始在社会上闯荡，25年来，他几乎走遍了中国。老王从事过很多工作，他曾经开过林场，贩过麻袋，卖过水果，开过煤厂……现在他在西安搞建筑，承包工程。

　　老王是他们那个地方第一个外出经商的人，他告诉记者，“我最早是在宝鸡市开供销社。开供销社两年后，我拿着挣来的钱去凤县开林场，谁知林场的运营才上了正轨，我的好朋友就卷着挣来的钱去了深圳。”那件事情对老王的打击非常大。1992年左右，“不想再呆在陕西”的老王去湖北十偃市发展，在那里开了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因为不懂市场，公司很快倒闭。1997年，老王回到陕西，在汉中开了一家煤厂，2000年，煤厂因经营不善倒闭，老王来到西安。“那些年干的很多事情都没成，我等于是一无所有地来了西安，罪没少受。”最穷的时候，老王一天只吃一顿饭。2004年，老王开始承包工程，没有垫付资金，老王只能包一些小活，慢慢地活儿多了起来，也能包一些大一点的工程了。老王告诉记者，“我这人实在，都是从农村来的，我把工人们当兄弟看待，从不亏待他们，他们也敬重我。”

　　老王告诉记者，在外面漂泊了这么多年，其实还是最想呆在家里。“我准备再奋斗十年，十年后我就回家去，建个鱼塘，种种地，钓钓鱼。”记者了解到，因为不能忍受老王常年在外，五年前老王的妻子与老王离了婚，孩子们又都在外面，老王回家了也只能是孤身一人。“这么多年来，一个人都习惯了。”老王对事情看得很开。

　　劳模王学良依旧惦念老家

　　王学良来自四川巴中，在西安的建筑工地上已经摸爬滚打了20多年，2005年，他被西安市评为市级劳动模范，成为西安市第一位农民工身份的劳动模范。

　　从最初到西安无立锥之地到现在的开着汽车找活干的工程队负责人，王学良感受到太多的酸甜苦辣。4月25日晚，记者拨通王学良的手机，他告诉记者，自己正在内蒙古，回来可能还得几天。王学良的妻子何晓琼说，他们原先带的工程队有五六十人，现在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几乎都是从老家带出来的。如今，王学良一家三口租住着一套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子，儿子已上了高中，是王学良夫妇俩的希望。虽然在西安参与建设了数不清的高楼大厦，但谈及买房，何晓琼说，他们两口子还是惦记老家，希望年纪大了之后回老家住。

　　新一代农民工：25岁左右，女性数量增多，出门打工没几年，文化程度普遍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工作种类的覆盖面也大于第一代，从事的多为需要一定技术性的工作。他们有想法，有闯劲。能很快适应城市的节奏，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城市的新主人。

　　马红春后悔出来的晚了

　　虽然快40岁了，但马红春到西安打工的时间并不长。2001年刚到西安时，他跟很多人一样，花300多元买了辆三轮车蹬脚，一天也就挣个二三十元。后来又到西郊一菜市场租赁个摊位，每月300元，每天他都是早上4点左右去批发市场贩菜，等到蹬回摊点摆放整齐，天基本上就亮了，紧接着就是一天最忙碌的时候了，早晨买菜的人最多，早饭只能等到10点多吃。起早贪黑地忙了一个冬天，马红春挣了4000多元，几乎抵得上乡下家中地里一年的收入了。2002年，他把妻子也带到西安，儿子则留给年迈的父母照顾，两个人一起忙活，终于攒下了近一万元。两口子就商量着准备另外干个活计，一个偶然的机会，住在附近搞焊接防盗网的老乡请他去帮忙干几天活，这一去，他发现焊接防盗网倒是个好活计。就这样，在老乡的帮助下，马红春的焊接部开张了，收益比卖菜要好一些，还完了以前欠别人的钱，马红春和家人过了一个红火年。如今，马红春的生意要比当初好许多，有时忙不过来，还得雇人帮忙。说到在西安的几年时间，马红春有些后悔，后悔当初出来的太晚。日子过宽裕的马红春每年都会将家里老人和孩子接到西安住些日子，带着家人到旅游景点转转。提起今后的打算，马红春说他最关心的是儿子明年就要参加高考，如果考上，自己差不多还能供得起，考不上，今后该咋办，让他一直拿不定主意，但他不希望儿子像他一样，最起码得掌握一门专业技术，靠技术而不是靠体力吃饭。

　　张鹏15岁就外出打工

　　4月21日，第一次见到张鹏，小小的个子，一张娃娃脸，第一感觉是他最多16岁。记者问他年龄时，他笑称自己孩子都大了。

　　张鹏告诉记者，他今年19岁，初中未读完，外出打工已4年。他是家里的老二，哥哥和弟弟现在都在苏州的一家玩具厂学做童车。

　　张鹏当初辍学是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他自己也不想再读下去。辍学后，张鹏干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他们镇上的一个香菇种植户干杂活，那时，他早上5点左右就要起床，晚上往往到12点多才能睡觉，一个月能挣到210块钱。干了一个月后他觉得很不值，就没再干。之后，他曾去河南灵宝的一个私人小矿洞挖煤，一天能挣到15块钱，干了两个月。幸运的是，在挖煤的过程中他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张鹏还来过西安找工作，但因为年龄太小没人敢收，只好又回去，不久就跟着村里的大人去南方打工了。

　　这些年，张鹏去过江苏，福建，天津三个地方。他在天津呆了一年，只是为了陪在那里服刑的哥哥。张鹏告诉记者，他哥哥退学比较早，初一都没上完，“虽然干过一些坏事，但他不是坏人。”

　　哥哥因为盗窃罪被判服刑一年半，张鹏就在天津打工，陪了哥哥整整一年。“我小时候不是很佩服他，但后来他退学了，挣了钱给家里买电视，给父母买东西，我就很崇拜他了。”张鹏的哥哥是2005年7月份入狱的，在天津一所监狱服刑，去年腊月二十五服刑期满。当天张鹏去接了哥哥，与他一起坐汽车回家。今年正月十六，张鹏把哥哥送到在苏州的弟弟那里，“在那里弟弟可以管住他，他也能好好生活。”张鹏的弟弟是技校毕业的，已经在苏州呆了两年。

　　对于未来，张鹏有很多设想。他说想学电焊，先在工地上学实际操作，然后再去技校学一下具体流程等理论知识，学成了就回家，在家乡开一家电焊铺子，简单地过日子。或者自己当老板，包工程，像小段一样（小段是他们的头，据他说人很好）。张鹏说他不会一直都这样给别人干体力活。假如以后有钱，他会资助有手艺的人去实现梦想。

　　张鹏喜欢简单的生活，习惯把事情看淡，“就像一根针掉到了地上，不会很在意。”张鹏说他现在有理想，而且在为理想奋斗，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他很开心。张鹏说，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简单的人，心态不算积极，“有时候心里也会很空虚，不知道自己的目标究竟能不能达到。”

　　在张鹏眼里，老一辈的打工者基本都会一门手艺，这很值得他们新一辈的去学习。张鹏认为，老一辈的打工者因为成了家，有家庭负担，往往喜欢求稳，有时候难免比较死板。说起生活，张鹏希望老板们能对打工者好一点，尤其在吃住上更应该好一点，因为打工者往往都比较可怜。尽管如此，张鹏还是很积极乐观，“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出门要讲很多规则，但这个世界还是很可以的。我们要努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