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在成年人眼里,农民工这个特定称谓已不带歧视意味,人们逐渐认同了这是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群体。然而,体会了与城市孩子的生活差异和交往隔阂,“少不更事”的农民工孩子却敏锐地感受到了其中的“别一番滋味”——
今天,城市学校的农民工孩子所占比列越来越多,有的学校甚至已经达到了50%,我市目前388所小学、154所初中学校接收的农民工子女有5.4万人,且增势不减。
距离 教育的多元和单一
陕西七建大唐西市的工地上,记者遇到了农民工劳务经理桂世钢,他来自安康旬阳。他说如今农民工子女教育入学问题是解决了,教育层次上要想和城里孩子一样那几乎是痴人说梦。城市本地孩子有机会进入重点学校,农民工的孩子学习即使优秀,进入重点学校的几率也微乎其微。还有,农民工孩子在老家受的教育水平不能跟城里孩子比,基础大多薄弱,来城市上学往往跟不上,这时就会产生自卑心理,老觉得天生不如城里孩子。
15岁的王佳佳随父母从河北保定来西安已经四五年了,现在陕西重型子弟学校上初二。提起西安的生活,佳佳觉得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她说,城里的同学自小就学习钢琴、绘画、舞蹈、外语,所以在学校特别突出,无论是课堂还是课外,城里同学都是明星。她们这些外地来的孩子,父母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为她们提供这些“素质”教育。王佳佳的弟弟也在西安上学,这对打工的父母来说经济上已经够沉重的了。
对比 生活的彩色和灰色
见到王峰时,他恰好在家,因为天下雪,他放学后没有去帮妈妈卖菜。这个从甘肃平凉来到西安的农村孩子,如今在西七路坤中巷小学五年级上学,今年12岁。父亲在西安打零工,母亲摆菜摊。无论暑假、寒假,以及每个周末,王峰就在所租住家附近的一家菜市场帮妈妈销售蔬菜,他说要把赚的钱攒起来,交他新学期的学费和支付日常的学习用度。假期时,王峰每天都起得特别早,为的是能占到一个好点的位置卖菜。“在市场卖完菜回家,还要帮妈妈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因为妈妈要去看第二天需批发回来的菜,爸爸天天得四下里跑。”当他对记者平淡地说起假期生活时,稚气未脱的眼神里不时透着与他的实际年龄不相符的沉稳。
西安火车站就在王峰周末卖菜的地方不远处,这让王峰很是“失落”。不是对火车站的失落,而是这里体现出的不同周末生活让他失落。每个周末,都能看到一些城市孩子随着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坐火车去外地逛一趟,然后又按时回来上课。到了假期,成群结对的同龄人以夏令营形式来西安逛兵马俑,上城墙,登大雁塔。
王佳佳也说,城里同学的父母一有空,就会陪着孩子去电影院看儿童剧,去公园赏花,去外地旅游,而她们这些农民工孩子业余时间几乎都在租住房里度过,父母不让她们干家务活、去帮忙打工就算很有福了。
差异 环境的优越和低俗
城里的孩子,多生活在买了车和房的家庭 ,几乎所有的城市家庭都为孩子准备了小居室,有的还为孩子配备了书架、钢琴等。农民工孩子却跟着父母亲四处打工频频换租房屋。
莲湖区西仓东巷的一间出租房里,在庙后街小学上学的农民工孩子燕燕,一天下午正在板凳上做家庭作业,楼上突然一阵踢腾,原来租住在上面的几个农民工开始吵架了。这些农民工吵架中所用的骂人语言可以说大人听了都面红耳赤,燕燕更是听得捂住了耳朵。这样的情形,对燕燕来说早已不新鲜了。到了晚上,燕燕还有难受的时刻,那就是当她刚要睡着时,楼上的农民工才收工回来,打扑克,让她大半夜都睡不着。
每天在西仓北巷卖菜的榆林人张枰说,要是陕北老家有人照看孩子,他不会把孩子带到城里来,这里的环境对孩子来说实在是不敢恭维。他说每次上出租屋外面的公共厕所,里面脏得让人想吐出来,而且一些厕所门上乱画乱写,上厕所的人总是讲一些低俗段子,他真担心孩子上厕所时看到和听到这些,但他实在没有办法为孩子在西安提供更好的生活居住环境。
隔膜 心理的自信和自卑
程莲是来自甘肃平凉的农民工孩子,今年13岁,在204所附近的南苑中学上初二。因为是农民工孩子,让她在学校明显感受到了与西安孩子的差异,比如一些英语竞赛报名,因为户口条件不满足要求,她就不能参与。
陕西七建大唐西市工地上的农民工、来自汉中的杜星军说,农民工孩子有时直接受到城里孩子的歧视。孩子之间,看似不经意间随意的一句话就会让农村来的孩子伤心很久,如:“你爸妈是打工的,你们是农民工的孩子。”有些城里父母推崇所谓的精英教育环境,制止自家的孩子与农民工孩子玩耍,加剧了农民工孩子的自卑心理。
程莲说,不仅仅在学校,有时坐公交车,城里孩子上车时讲着西安话,说着孩子之间的趣事时,车里的大人是赞赏的目光;农民工孩子上车讲方言时,就马上能感觉到周围异样的眼光;聊天高兴了,城里孩子大声在公交车上讲话,被当做天真烂漫,农民工孩子大声讲话,被人则当做没有教养。
一位来自河南的保安,7岁的儿子阮光在204所附近一所小学上二年级。他说,外地来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时间久了就会形成分化现象。一些城里孩子往往把自己的新潮东西带到学校来,如MP4、多功能手机等,过生日互相送礼物,互相请吃饭,让农民工的孩子很是羡慕、落寞。久而久之,城里孩子抱成一团,农民工孩子抱成一团,互相来往就很少了。
期待 孩子天地里的大同
提起农民工孩子过早承受的现实不公,在丈八路204所当保安的河南农民工阮晓说,这得要靠家庭教育来化解,比如父母告诉孩子不要攀比外在的东西,而是要从小就养成自力更生、靠自己努力来改变命运的理想。要告诉孩子,他们有自己的特长,那就是特别能吃苦,自力能力很强。现实中,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忙于生计,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孩子心理的关注和教育。事实上,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更深远。父母应该尽量帮助孩子消除自卑心理,使他们能正确对待生活中的差距。
西安市教育局新闻处的李杰老师说:“社会各方都应自觉注意言行,避免不经意的言谈举止伤害到这个特殊群体的心灵。作为教师应该付出更多努力,付出更多爱心去关心他们,耐心教育他们,充满信心地帮助他们。”课堂上,老师应关注农村孩子的眼神,把回答问题的机会公平的留给农村孩子;在他们内向或者自卑时,要帮他们树立自信心,拉近他们与城里孩子之间的心理距离。
对城里人来说,要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要教育自家孩子,农村和城市孩子各有长处与不足,如农村孩子纯朴、节俭、勤劳,城市孩子在交际能力和知识面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城乡学生和睦相处,取长补短,其实十分有利于双方健康成长。部分城里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跟农村孩子玩耍、交朋友,这不但伤害了别的孩子,也把偏见、等级观念过早地传输给了自己的孩子,其实并不利于自家孩子成长。
看来,让农民工的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教育、同等的生活、同等的环境、同等的评价,加快缩短这个过程的速度将依赖全社会的努力。
(注:文中孩子名均为化名)
本组稿件均为记者原建军采写
采访手记
我有一个梦想
每踏进一处工棚,走近农民工孩子时,看到他们勤奋的身影映在简陋居室墙壁上时,我的脑海里时常涌现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那句震撼了美利坚所有民众的话:“我有个梦想,不远的将来,在佐治亚的红山上,黑人的孩子能和白人的孩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般的情谊。”我在想,我也应该有个梦想:“不远的将来,在西安儿童剧院里,农民工的孩子能和城里的孩子坐在一起,共叙白雪公主的情节。”
每一个农民工孩子透过他们淳朴的眼神,望着我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停下笔来,轻轻抚摸他们的脸蛋。我在想,显然,我们不可能奢望所有农民工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一样,享受高等的生活品质,但是缩小他们之间的差距,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孩子,不应该承受因为上一辈的出生地域差别而导致的不公社会差别。
让人欣慰的是,我市为消除农民工孩子与城市孩子之间的差异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雁塔区推广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都是新市民的称呼,出台一系列措施解决农民工子女就业、上学、法律服务等问题。何家村小学有意识地让农民工孩子和当地孩子结成伙伴,加强他们的交流,学习互相的长处。有识之士也开始行动。著名作家陈忠实为西安的160名农民工子女送去了1400余册图书。他认为,许多农民工子女与父母一起来到城市,他们正经历着从乡村走进现代都市社会的巨大人生转变,全社会都应该对这一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心。
看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梦想。有了梦就有了希望,有了梦就会有温馨的明天。
专家视角
农民工第二代:失去根的一代
记者:您怎么看待农民工孩子在城市中的境遇?
方海韵: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城里同龄人的歧视是对农民工孩子最大的隐性伤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插班到公办学校读书,或多或少的歧视让孩子对自身的社会处境有了认识,自卑心理从此产生。一些地方专门设立的民工子弟学校或在公办学校内部单独编设民工子弟班,更是对农民工子女贴上了标签,这些孩子会意识到自己是城市里的异类,是需要隔离起来的特殊群体。
记者:这种歧视让农民工孩子对待城市会产生什么态度?
方海韵: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被父母带到城市的农民工孩子或者出生在城市的农民工孩子,大大少了与农村的血脉联系以及对农村作为归宿的认同,他们天然性的有了融入城市的本能。但是,现实中父母亲遭遇的孤立性、边缘性并没有随着时光逝去而减弱,而且延续到了他们身上,这就使得农民工孩子的境遇令人心酸: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孩子们自己渴望离开农村,来城市上学,而且确实不想再回农村,但城市一些人的固有观念和迂腐做法,造就的隔膜和歧视,使得农民工孩子看待城市犹如冷漠的异地,而非生长于此的新故乡。
记者:这种环境对他们个人成长有影响吗?
方海韵:当然有啊!青少年时期是形成人格和性格的关键阶段,如果他们受到了歧视,产生严重的自卑倾向,那么他们稍大一点儿,就会产生严重的自闭心理,形成固执性格,导致个别孩子冒出报复他人的想法。另外,一些农民工孩子因为学习、生活方面的差距而严重自卑,最后没有办法融入到正常的学习生活而自我放任,整天瞒着父母不去上学,在外面当小混混。可以想像,他们长大后的结局让人忧虑。
记者:中国社科院的专家曾说农民工第二代游民化了。
方海韵:我认同这样的评述。从社会学上来说,他们长期生活在自卑、差别、迷惘的心境中,也就是说在人生最应青春明丽的阶段里,农民工孩子却经历着城里同龄人或者农村同龄人不会经历的痛苦。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就会趋向游民化,觉得自己被城市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自我树立的边缘人意识,若无外力帮助,反过来就会阻碍他们进入主流社会的步伐。
记者:这么说,到城里生活求学依然难改变他们命运?
方海韵:虽然从目前来看,孩子们之间的差别都是外在的,但从长远看,差别更大。这些青少年时期的差别在等到孩子长大后就变成了很大的困难,比如就业、人际交往、生活品位等等。
记者:您能给我一些这方面的例子吗?
方海韵: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可多了,就拿影响全国的马加爵案来说,典型的因歧视而形成压抑心理,最后导致严重犯罪倾向的农村入城青年例子。在农民工子弟最多的广东省,这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曾对广州、深圳、汕头、佛山等10个市、20多个县区的调查显示,广东省未成年犯中有51.8%是外省的未成年人,他们几乎都是农家子弟,且都只具有初中一二年级以下的文化程度。我市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所占比重也在不断上升。
记者: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几乎成了断根的一代。
方海韵:其实这么定义是有道理的。你知道,人在相对固定的人际、血缘、朋友、亲情、道德等交织构成的社会圈子里,是非常注重自己形象的,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的,非常渴望成为领袖者,所以尽力按照社会允许、社会赞赏的路子去发展自己。可是,一旦人们无法插挤进这样的圈子,他们就会感觉没有了人生的目标,随波逐流,沉沦悲观,成了断根的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一些农民工第二代心态、行为符合这样的特征。
专家介绍:
方海韵,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研究员,陕西省社科院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我国当代社会学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社会学家、教育专家。主要从事社会学、心理学、青少年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主持过多项省级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评估。近年来,在青少年迷恋网络、农民工入城打工、农民工子弟生存求学现状等方面都有新颖的研究成果,引起社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