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先生遗像。（资料图片）

　　报界先驱张季鸾，文风犀利，少年有为。青年时，他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来又在报纸上用文章披露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他毕生穿着粗布长袍，一生奉行言论救国，赢得了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敬重。他一介书生，将15年青春和心血奉献给《大公报》，实现了以笔报国，以笔救国的心愿。他曾说：“要以钝重之笔写锋利文章，以锋利文笔写钝重文章。也就是说，只要文章的观点和信息有足够的杀伤力，根本就不必在文气和辞藻上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其做人作文中爽直、大气的一面可见一斑。

　　青年得志

　　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出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去世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于烟霞草堂，得到沈卫、沈钧儒的赏识和器重。张季鸾少年时期就展露出过人的才华，他作文一挥而就，有神童之誉。1905年，陕西高等学堂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张季鸾因此得到赴日机会，学习政治经济学。同年，他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前，张季鸾归国后受于右任先生邀请，在上海协助编辑《民立报》。

　　1912年，不到24岁的张季鸾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受命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虽然那时的张季鸾还十分年轻，但才华横溢，文采不凡，参与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稿。值得一提的是，张季鸾发给上海《民立报》的“中华民国临时成立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专电，这是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

　　文风犀利

　　张季鸾身上最值得人们崇敬的品质，就是文人的铮铮傲骨和锐气。笔，就是他手中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在他的新闻思想中，言论报国、新闻救国是从事新闻活动的重要目的。他的文风大胆勇猛，时常做出“惊人之举”。

　　1913年初，袁世凯与英、法、德、日等五国签订了出卖主权的《善后借款合同》，张季鸾通过采访得到合同全文后，立即在上海《民立报》上披露了这桩肮脏交易，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二次革命”的一个导火索。张季鸾因此被囚禁三个月，后被友人救出。不过，张季鸾并未因此“汲取教训”，段祺瑞当政后他又因揭露段祺瑞的卑劣行径再度入狱。

　　从1926年至1941年，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的15年间，该报所撰时评大多是出自他一人之手，其中就有著名的“三骂”社论。他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用锋利的语言痛斥三人，其观点之鲜明，笔锋之犀利，文风之朴实，语言之生动，被看做报人学习的范文。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再到蒋介石，张季鸾公开痛骂当局最高长官，是需要很大的胆量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胸襟。不过，张季鸾揭露的全是背弃国民，与公平、公理、公正为敌的人，而他笔下所推崇的，是国家利益，是民族大义。

　　赞誉良多

　　“张季鸾先生的遗体是蒋介石亲自来埋的。”昨天上午，长安区杜曲镇竹园村村民邢炳年告诉记者：“据村里老人讲，当时蒋介石亲自站在石碑前鞠躬，右边就站着胡宗南，蒋介石一行很多人还都到了我们村里，好多的挽联就放在村里的大庙中，后来都堆放不下了。”据说当时的葬礼特别隆重，国民政府是以国葬的形式来安葬张季鸾先生的。

　　张季鸾先生1941年病逝于重庆时，只有54岁。当时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均表示了哀悼。昨天，在张季鸾先生墓碑背面，记者发现了刻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祖涵的联名唁电：“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为：“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张季鸾先生一生不爱财、权、名，他在《大公报》上写文章从不署自己的名字，如此高风亮节令新闻界同仁钦佩。他曾说：“新闻记者不为威胁易，不为利诱易，惟不畏名惑最难。”他写文章概不署名，并使之成为定制，寓个人不求名之意。日军来袭，他又用笔为抗战奔走呼号，呼吁国共合作。如此一身正气和廉洁从文的高尚品格感动了毛泽东同志，他高度称赞：“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记者 职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