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与夫人张香华

　　１９４６年，柏杨历尽千辛万苦，作假作伪，总算熬到大学毕业。毕业典礼后第一件事，就是飞奔到照相馆，摄下这张学士照。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９日，作家金庸获颁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名誉博士后，他专程拜访柏杨。

　　代表作:

　　《柏杨家书》《帝王之死》《柏杨妙语》《柏杨全集》《天涯故事》《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

　　《柏杨小说选集》《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短篇小说选》

　　柏杨一生娶过五个妻子，每一次婚姻都有过一段如烟往事。少年时代打过继母，青年时代从过军，和蒋氏父子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多次企图自杀，很多次被学校和单位开除。曾遭遇十年牢狱之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几乎被枪决……

　　柏杨一生著述丰厚，《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

　　柏杨文学创作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历史。柏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国民性的反思也变得逐渐深刻起来。

　　柏杨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因言获罪

　　“我满身都是伤，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难。舔伤也不是都能舔到的，但，我还要飞。”——柏杨《政治文化纠缠在一起的人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柏杨杂文系列的主编陈晓明这样总结柏杨。“他早年投身政治，效忠过蒋介石，后来又在蒋经国手下”，即便批判世俗社会，却也没有使用传统表达诉求的政治语言，而多是从人文角度，站在边缘。

　　柏杨夫人张香华曾反复强调：“柏杨没有政治立场，他从来没有表达过——我支持什么？他不会再加入国民党，也不会加入民进党。他属于游击队，对写作能卖钱营生已经很满意了。”

　　但柏杨的“游击”，要到去台湾以后才日渐显眼，而他与政治的瓜葛却还未结束——他高中未毕业就进入武汉“战干团”，在此加入国民党，第一次见蒋介石，兴奋得甚至“忘记举枪”；其后，顾不上媒妁之约的妻子，赶到重庆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受训；在重庆他结识了第二位妻子，并有了孩子；但他未多享家庭温暖，就辗转去了东北，最后跟着国民党败退的路线一路到了台湾……

　　对这些，柏杨都曾有过解释，比如投考战干团，是为了逃避继母毒手，也是逃避没有初中文凭却“混”入高中的尴尬；至于初见蒋介石的失态，则是因为想着可以对乡亲夸口说见过领袖；到重庆是因为时局大乱。

　　但初到台湾，他的自由还局限于老友聂华苓记忆中的灵光一现、嬉笑怒骂。他对社会反思的表达隐晦得多，多是些反映生活艰辛、理想失败、爱情幻灭的小说。

　　救国团差事，对柏杨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让他终于告别了多年的疾苦——１９４８年，饿得发昏的柏杨曾在街头大骂自己“无能”。只是为了追求第四任妻子倪明华，柏杨才放弃了工作和原先的家庭，为养家糊口，以“柏杨”之名进行杂文创作。

　　写杂文那些年，他生活安定，家庭美满，女儿佳佳的出生又平增亲情慰藉。而他的杂文也渐露锋芒，针砭时弊，并拥有了相当数量的读者。不过，他却在不经意间被政治撞了一下，而且这一撞突然且致命。

　　为贴补家用，柏杨兼职给《中华日报》家庭版翻译“大力水手”漫画。有一个主题是父子二人流浪到一个小岛，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其中“Ｆｅｌｌｏｗｓ”一词，被柏杨幽默地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个说法其实常见于蒋介石发言中对民众的称呼，在那个年代，总会惹人联想。１９６８年３月７日，他终于被冠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而入狱。

　　不过，直至判决之前，柏杨依然心存希望。“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抓错了人。”他更没有想到会因言获罪。当时，他曾告诉倪明华：“蒋主任(即蒋经国)是热情忠厚之人，是非必明。”然而，柏杨的幻想终于逐步幻灭了。最悲惨的时候，他甚至尝试了自诬、悔过、接受诱供。前前后后，他在监狱总共度过了９年２６天。

　　柏杨曾表示，“入狱那天我真是跟国民党划清界限，绝望了。”然而，他对社会的抨击却是经历了狱中的煎熬之后才真正猛烈起来。从自由人走入监狱，再从监狱获得自由后，柏杨对政治、人性等有了丰富的参透和领悟。

　　出狱后，人生再一次归零的柏杨身上的“政治”色彩也逐渐浓厚起来，他锋芒毕现，甚至就两岸关系、民主、自由等政治问题发表评论。他也一再强调：“我本身没有丝毫政治欲望，只希望在文化上作一点贡献，可是，政治牢使我感染上政治气氛，有时被问到政治问题，我就据实回答。”

　　爱恨情仇

　　“在台湾，他没有享受过一般家庭中那种子女的团聚，我想他有失落感。”——张香华

　　作家聂华苓曾评价柏杨小说和杂文有一个共同点，“在冷嘲热讽之中，蕴藏着深厚的‘爱’和‘情’。”

　　问及出狱后５７岁的柏杨怎么就吸引了相差近２０岁的张香华。“不知道呀，就这样稀里糊涂嫁给他了。”６０多岁的张香华曾这样对记者说。

　　张香华记得，初次见面后转天就收到柏杨的信，“感谢上苍让我遇见了你”。柏杨的行动力让张无所适从，包括求婚，都是突然而直接的一句话——“成个家好不好”。张香华说，她曾推说不合适，觉得柏杨已经有多次婚姻，不能再遭受打击。但柏杨只一句“我不在乎任何打击”就彻底击中了她。对于柏杨的爱，老友孙观汉曾总结说：“宁愿为了爱而失恋，而不愿因为失恋而不爱。”

　　张香华曾分析柏杨自身的矛盾性，“他从封建社会走出来，一直批判儒家。但是生活层面，他又是典型的中国人，彻底的儒家：重情意，很体贴。”张香华还这样描述柏杨的情意，“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强壮的灵魂，会被他毁掉。因为他很会宠人，宠他的女人，宠朋友，没有原则。”

　　夫人办事归来，他会道一声“辛苦”；家里已经有车，还要给张香华再买一辆方便她使用……他的宠，尤其体现在柏杨入狱前，给前妻倪明华的一封信，事无巨细，情意绵绵。“努力补习英文……你也不要哭，更不可到处控诉，更不可云军法不公，免你再受打击”。

　　然而，倪明华还是成了柏杨５位妻子中，唯一主动离开他的，在他狱中最绝望的时候，终于形同陌路。但柏杨依然有同情。“１９６０年代坐政治牢，连孩子读书也被人骂，没有脸上学。我想她是不得已……”

　　当然，更早几次婚姻的结束似乎还是柏杨的主动放弃，但他早期颠沛、潦倒的生活使他的放弃多少具有时代悲剧的意味。柏杨把第二位妻子和女儿的照片保存了４０年，后来还提出了他自己根本无法做到的婚姻八盟约……张香华对此却有足够的包容和理解，“从穷乡僻壤的野孩子，到最后惹来杀身之祸，变化这么大……落差也很大。我觉得要做他的夫人，如果是原配，都无法白首偕老。”

　　柏杨交往圈很广，但是牢狱之灾后，朋友也过滤掉三分之二。对此，他也早就预感到“人在危难，朋友自必少，若干朋友，必有嘴脸者，万勿悲愤，要忍才是第一等人”。经历洗礼，他与核物理学家孙观汉以及读者陈丽真的情谊确是历久弥坚。

　　大陆的读者总喜欢把柏杨与李敖放在一起，因为两个人都因文字入狱，又都有颇大的影响力。针对《丑陋的中国人》，李敖还著有《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其中多篇章节矛头都直指柏杨，而在《柏杨回忆录》中，对李敖则只字未提。与两人都熟识的王荣文告诉记者，“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态度，足以见双方不同的个性。这就是柏杨的策略和为人。”

　　问及柏杨此生最大的遗憾，夫人张香华曾说：“虽然他没有明讲，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人生那么曲折，儿女都比较疏离。在台湾，他没有享受过一般家庭中那种子女的团聚，我想他有失落感。”

　　本组稿件据《新世纪周刊》《南方周末》《青年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