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是财富不是包袱

　　卢强（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找不到工作的绝不能看成社会的包袱，这些高校和高职毕业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不应该把就业难归罪于扩招，而应该从改革上找出路。

　　■就业途径西移下移

　　卢强：我国应该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就业途径西移、下移，如在工资待遇、定级、房屋补助、安家费等方面。应该根据自愿原则保留毕业生原户口，为他们创造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同时，应该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设立专项创业担保基金，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并实施服务和指导。

　　■“失业率”代替“就业率”

　　朱永新（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常委、苏州市副市长）：目前我国在大四毕业前统计“就业率”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建议用“失业率”统计来代替“就业率”，对毕业半年仍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组织进行失业登记。

　　■高校应提倡中途就业

　　卢强：高校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学籍管理和教学安排，允许学生中途就业，保留学籍。增加学生跨专业学习的自由。

　　■不要都搞“小清华”

　　刘玉岭（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河北工业大学微电子技术与材料研究所所长、天津晶岭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现在，在211院校中存在“清华办的我们就办，清华不办的我们就不办”的现象，其实一味攀比、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太大，而且这样的“大清华”、“小清华”不适合社会需要。

　　刘西拉（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工程与力学学院教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清华干不了什么，而市场需要什么，那我就干什么”。

　　■职业教育“订单式培养”

　　卢强：职业教育应该实行“订单式培养”。按照企业的要求定向培养人才，或者在毕业前安排学生到企业分阶段实习，使企业提前介入人才培养。

　　■立法反对“就业歧视”

　　陈万志（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大学教授）：在我国，就业歧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户籍歧视；身材相貌歧视；经验歧视；学历歧视；血型歧视。我国《劳动法》第十二条只规定了“劳动者就业不得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而对其他歧视均无认定，导致就业歧视大行其道。对此，我们建议应尽快修改劳动法关于就业歧视的认定，并将反就业歧视立法尽快提上立法日程。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对反就业歧视作出司法解释，以解目前之急。政府招聘人员更应严格防止出现就业歧视行为。

　　■严防“教育通胀”

　　陈万志：当高教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出现失调时，便会出现一个“扩招怪圈”：高校扩招——本科毕业生就业难——硕士生、博士生甚至博士后层层扩招——就业矛盾“后推上移”——高一层次毕业生挤压低一层次的毕业生，层层挤压，整个社会就业形势更趋严峻——继续加速扩招。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容易引发教育通胀，由此带来的毕业生就业矛盾被“后推上移”，隐患将日益凸显。而且会加剧人才“高消费”现象，大马拉小车，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警惕“流动性陷阱”

　　陈万志：目前，高校的学费水平已超过了众多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现实中已出现了一个“消费怪圈”：启动教育消费——试图扩大内需——教育收费冻结即期消费资金——教育储蓄剧增——内需不旺，消费低迷。现阶段我国居民储蓄已经由过去单纯的金融产品逐渐演变为具有“保障性”、“预防性”、“支撑性”功能的准公共产品，从而形成“流动性陷阱”：尽管存款利率一降再降，人们依然尽力储蓄，而这其中相当部分是要用于子女未来教育支出的。当教育支出的重心落在了每个家庭里，当子女毕业后因一时失业经济不能自立时，由于教育收费和应付子女失业风险的储蓄而冻结的消费资金将远远超过学费，这就大大有悖于当初扩招的初衷。必须充分考虑促进就业和增加即期消费这两项重大问题。

　　■研究生教育不是“养鸡场”

　　陈万志：要重视研究生扩招对就业问题的影响。近几年考研热不断升温，今年全国约94.5万人报考，录取人数33万人，最近3年的研究生招收数量已超过此前20年的总和。由此带来诸多问题，最直接的表现是：师资力量不足的压力加剧，以前是一位导师指导2－3名研究生，现在多到20－30名。并且，迫于就业压力而考研是大多数学生的心态。当考研被简单的功利目的所驱使，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的下滑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研究生教育不能搞“养鸡场”的模式追求规模效益，在高校（特别是研究生）扩招中，规模效益的“量”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