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吴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备受折磨，主要“职责”是接受批斗和打扫工地。现将我在西南师院读书期间，与吴宓邂逅的一则旧事披露于此，聊以纪念先生诞辰110周年。

　　1968年10月，我与严照宣、杨旭升等四个同学到图书馆闲逛。在教师资料室的“四旧”书堆中，我发现了一本约有四五百页的《吴宓诗集》，便把它拿到走廊上与同伴一起翻看。对其中一些颇有韵致的诗，我们不禁啧啧称叹，而对“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这样的话，则忍俊不禁，备感有趣。说来也巧，正在这时吴宓从大门通道路过。有个同学立即大声喊道：“喂，你过来！”吴宓突然停步，一怔，明白了是我们在叫他，便急忙走来。

　　吴宓来到我们面前，端直地站着，神色颇有几分紧张，以为红卫兵又要找他的麻烦了。他瘦小而精悍，仍穿着那“多年一贯制”的灰白长衫，秃顶，未留胡须，眉毛全白，目光如炬。（后来方知，先生时年七十有五矣。）交谈几句之后，他发现我们并无恶意，说话还和气，特别是看到我手中正捧着他的诗集，流露出望他“赐教”的神情，便忽然轻松起来，还隐隐露出久违的笑容。他回答了关于诗集写作和出版的一些问题之后，竟自告奋勇地说：“这本集子的诗我都能背诵———可以任选一首来考我。”真没想到他会有如此高的兴致，我就随便翻开一页，随便点了一个标题，他果然行云流水般一气背完，一字不易。再试，再灵，好奇心使我只顾暗自惊叹，便故意挑选了一首长诗叫他背诵。他仍是胸有成竹，琅琅而吟，但背到中途却忽然“短了路”。他双眉紧锁，苦想冥思，还是无济于事，便伸出食指对我说：“提示一个字儿。”我把“卡住”他的那一句头一个字刚念出口，他就豁然开朗，又摇头晃脑地背下去。严照宣附在我耳边说了声：“算了”，我才猛然回过神来，忙说：“好了，不用背了，我们想信你说的是实话。”

　　吴宓像得到老师表扬的小学生似的，显得格外兴奋、活跃，而且爽快地打开了尘封许久的话匣子。他说，是他首先将《名利场》翻译成中文，后来有人再译，书名仍沿用吴译名。我问：“听说你能背诵《红楼梦》，是么？”他说：“不。不过我曾经把《红楼梦》翻译成英文。我只背得它的一百二十回的回目，现在就可以试。”我对他的记忆力和诚信度已深信不疑，便说：“不必了。”转而谈论其他问题。

　　我们提问时回避了“学衡派”同鲁迅“打笔仗”的事，也只字不谈“文革”，以免使他“难堪”。但我对刚才读到的“莫恋爱”等诗句，觉得实在费解，便问他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他收敛笑容，面有难色，只是简略地说到与原配妻子感情不和，婚恋受挫后曾想出家当和尚云云。见他心情沉重，我也不便询问他的悼亡异闻了。其实，我们一进大学就对吴宓悼念亡妻的传言颇为感动：解放初吴宓与重庆大学一个女学生结婚，不到两年女生即病逝。他长恨不已，从此鳏居。逢年过节，他总要在餐桌上多放一人的碗筷，让亡妻一同享用。每次看电影，他总是多买一张票，身旁的空位留给亡妻。我想，如此多情而专一的老先生，从前之所以发出“莫恋爱”的哀叹，必有切肤之隐痛。我不忍触及他的伤口，便说：“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吴宓离开我们的时候，面含笑意，步履轻快，灰白的长衫在秋风中飘拂。没想到，这就是我们与一代国学大师的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