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兵马俑。（资料照片）

　　西汉水，一条著名的长江支流，流经甘肃东部的天水、礼县，蜿蜒穿贯陇山。西汉水流域有许多史前文化遗址，是滋润培育华夏文明根基的母亲河之一。

　　从王国维提出秦人第一个都邑西垂（又名西犬丘、犬丘）为《水经•漾水注》所说的汉陇西郡之西县算起，至前几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现和认定，秦人是否到达过西汉水上游地区的长达70余年的争论，终于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去年4月份至今，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西汉水上游地区古文化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近日记者从主持此次考古的张天恩博士处了解到了他们的“意外收获”。

　　苦苦寻觅

　　找到先秦故都“西犬丘”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发现之后，寻找西犬丘成为热切的文史大事。康世荣先生依据《水经注》的有关记载，考证认为西犬丘在当今礼县红河谷的岳家庄、费家庄一带；王世平先生以大堡子山墓地为基地，认为犬丘故址可能在墓地不远处的汉水北岸一带；徐卫民结合西汉水一带优越的地理环境、古文献记载及大堡子山考古发现，认为秦的西垂（西犬丘）就在甘肃永兴附近；张天恩博士认为，以大堡子山秦公墓地为坐标，结合位于其东南的永兴乡赵坪遗址（是已知西汉水上游最大的。含有周文化遗存的遗址），再加上圆顶子山的春秋秦墓地，如果在西汉水与西和河交汇地带再也找不出范围更大的周代遗址的话，西犬丘则非赵坪遗址莫属。徐日辉先生同样以大堡子山墓为依据，认定犬丘故都在礼县东北的盐官镇至大堡子山、永兴乡一带。这些学者全为治秦史的饱学之士，对于犬丘故都地址认知却惊人的相似，除了红河一说外，其他几人所指的范围接近，差别在于是具体一个地点或是较宽泛的一个区域。

　　考古队对西汉水上游地区先秦文化遗址的调查，为弄清西犬丘何在这一悬疑提供了机缘。学者们在这一地区发现了多个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较大遗址。这些大遗址的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往往从西周早期开始，差不多延续到西周中晚期、春秋及战国时期。这些遗址周围还发现一定数量文化内涵相近和相同的中、小型遗址，共同构成了“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赵坪”、“雷神庙——石沟坪”三个周秦文化活动的重点区域。

　　六八图———费家庄地区位于西汉水北岸的主要支流红河中游，虽与学者康世荣所推测的犬丘位置相符，但离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远，两地相距达40余公里，与秦人葬首领于都邑附近的礼制难契合。大堡子山———赵坪区域的赵坪遗址，位于西汉水南岸与漾水交汇处的山前台阶上，其西北约3公里处即为大堡子山墓地，两者隔汉水相望。雷神庙———石沟坪地区在礼县以南，西汉水东、西两岸的黄土阶地上，雷神庙遗址与石沟坪遗址隔河相对，此地区沿东北方向距大堡子山约15公里。该三处遗址区域均规模不小，而且附近都分布有其他中、小型遗址，所以皆具备作为先秦中心聚落的条件，但若以王公墓地与都邑的关系而论，赵坪遗址显然有其他两处遗址所难以企及的优越性。

　　王公墓地选址都邑附近，乃战国以前各诸侯国传承礼制。商代王都安阳殷墟，就距王陵区不远；西周时期的燕、晋、虢等诸侯国都城也距国君墓地较近，研究人员断定秦公墓地同样不可能远离都邑。赵坪遗址不仅靠近秦公墓地，而且规模巨大。调查发现这个遗址范围已不是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最长处有700米”，而是长度近2000米，遗址宽度虽受山、河周围环境限制，但也有300米—700米宽。赵坪遗址的四围环境也符合都邑所处的外围环境，周、秦时代的遗迹遗物在东起漾水西岸，西至龙槐沟口，总面积约100多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均能得到发现，此等规模远非其他两个遗址区域所能比。另外，处于赵坪遗址内的圆顶子山秦墓，现在得知不仅是原来所发掘的几座，而是一处有一定规模的秦文化墓地，本次调查看到了被盗掘的大量秦中型墓葬。从自然环境分析，赵坪遗址东北两侧有漾水环绕，西汉水又在漾水北侧平行西流，因而该遗址北边有两水为屏障，遗址南边有爷池沟，西北边有龙槐沟相隔，遗址西侧与圆顶子山等一脉相连，条件之优越，整个西汉水上游的遗址再无过之者。结合这几方面的情形分析，可以进一步肯定，赵坪遗址应该就是学者们苦心寻找的西犬丘故墟。至此，可以认为秦在西汉水上游的秦都城和陵墓均已被发现，此举对全面、正确认识早期秦历史将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甚至改变许多历史看法、记载和评述。

　　继续发掘

　　众秦先祖墓葬有望出土

　　严谨的学者对西犬丘故址所在另提出了一些学术“要求”，以便更确切地还原历史。因为大堡子山墓地所葬的秦公只有两代，远不足曾居西犬丘的秦先祖先公之数。《秦本纪》说庄公破戎后，周宣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是讲秦之先祖早已居此。所以，西犬丘故都一带还应包括西周中期的非子之父“大骆”及其以前的诸代，大骆的嫡子成及其子孙。换句话说，赵坪遗址区域发现两代秦公的墓葬显然不能绝对地断定犬丘之所在。考古学家对此疑问解释道，这里存在着两方面的推论：或是大堡子山墓地没有被发掘完，其余秦公墓未显见；或是襄公以前的诸代秦先世，埋葬在不同的墓地。

　　若属前者，等到考古人员全面发掘后便能全部揭露大堡子山墓地，使悬念水落石出。然而，大堡子山一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遭到疯狂盗掘，大量墓葬被破坏，文物已流散殆尽，这种后果可能给世人留下无穷的遗恨和永远解不开的历史之谜。若属后者，则需要考古学家继续在大堡子山和赵坪周围寻找其他墓地。

　　依据流散于国内外大堡子山早期秦遗物的时代来看，这些文物具有西周、东周之际的文化特性；甘肃省文化考古研究所先前抢救发掘出的9座墓的年代，也在两周之际的年代范围内。从这些证据来看，属于上面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另外，考古学家在大堡子山调查发现，这里有一些早期的西周灰坑，并采集到了一些西周早期陶鬲等文物，表示这儿远古时期曾是人类居址，到了西周晚期才被辟为墓地，此举也说明了不太可能属于上文中的第一种情形。

　　综合各种因素，赵坪遗址区域以及附近发现襄公以前秦先祖的较高规格的墓葬，是有很大希望的，必然成为学者们下一步考古工作的重点。

　　文物印证

　　秦人发展壮大挺进关中

　　随着此次大堡子山墓地一带调查的结束，秦先民在西汉水上游活动的历史初步重现。考古学家曾根据甘谷毛家坪等地的发掘文物、天水采集的部分陶器、礼县博物馆收藏的周晚期铜鼎铜簋等，把嬴秦民族生活在西汉水上游的时间，最早推到商代末期。此次在礼县的考古结果支持了这一先瞻性认知。考古学家们发现西汉水上游古文化遗存的上限可以早到仰韶时期，有丰富的仰韶、龙山时期文化遗存；在鸾亭山、高楼子等遗址采集有商代中晚期的陶鬲标本；礼县博物馆藏品中，学者们也甄别出了属于商代晚期的高领袋足鬲和高领圜底罐。

　　赵坪遗址区域还发现了一些“寺洼文化”遗址和墓地，特别是礼县县城以南地区，寺洼文化遗址、墓地密度尤其大。寺洼文化的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至春秋中晚期前后。寺洼文化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的寺洼山，故其名曰寺洼文化。有学者推论这种文化为古代“氐、羌族”所创造，也有考古学家认为寺洼文化是商周时期活动于西北的“混夷”或称“犬戎”的遗留。该夷族文化器物流行的是素面陶器，面貌特征与秦器物存在明显差异。

　　此次考古调查显示，产生于陇山以西的秦族和犬戎文化占据了西汉水上游商时期的主要时空范围，没有发现商代中晚期之前有其他族群文化因素到达这里的线索，因此没有理由认为秦人在商代之前已经来到西汉水上游地区。

　　商末，来自东方地区的关中文化因素开始出现在西汉水上游，为赵坪区域的一湖平静带来涟漪。除了礼县博物馆藏“亚”字框铭文鼎和盐官镇附近的乳钉文簋，这两件都是先周晚期的关中文化器物；考古学家此次还惊喜地发现了1件先周文化晚期的联裆陶鬲，另在大堡子山等遗址采集到了商周之际的联裆陶鬲等陶器，这两件器物都含有关中文化因素。联贯这些遗物内涵，就使考古学家意识到“西汉水上游的文化谱系至商末出现了一次显著变化，以先周文化为代表的关中西部地区文化突然进入该区。此状况与整个泾渭地区惊人的相似，晚期先周文化以迅猛的势头向周围扩展，所到之处原地的土著文化几乎均被改变。由此可见，商末时西汉水上游大部分地区已被纳入先周文化的势力范围。在六八图、大堡子山、赵坪、蒙张、雷神庙、石沟坪等大遗址，都可以采集到西周早期的遗物，分布面已经包括了此后周秦文化活动的基本范围。这表明来自于关中的周文化此时已经在西汉水上游占据了较大的空间，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社会基础。

　　虽然考古学家此次调查还不能肯定嬴秦民族是否已上升为赵坪一带的上层统治者，但可以相信这时的嬴秦民族一定是一支重要的势力。《秦本纪》中申侯说中鹬“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的话，应有一些根据。

　　从这些历史零星线索和文化渊源来思考，能领悟到诸多珍贵的先秦信息。据《秦本纪》载，秦从“附庸”到“大夫”，再到“西垂大夫”，最后成“诸侯国”。西周晚期，诸侯国地位发生改变，作为一方势力的秦诸侯国当然不放过壮大的机会，这可能就是赵坪地区文化迅速发展壮大的直接原因和强大推动力。考古器物也证明了这一点，早期秦文化陶器特点已与关中西周晚期的陶器有了一定分别，说明秦文化已逐渐独立壮大。

　　这次调查发现的春秋中晚期、战国以及秦统一时期的遗存，数量虽均不能和两周之际的相比，但还是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在整个东周及统十六国前后，犬丘故地一直是秦国用心经营的祖宗寝地和备用后方。可见《秦本纪》所载“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中的河西，不是关中的河西地。《正义》谓“西者，秦州西县，秦之故地。时献公在西县，故迎立之”应是正确的。春秋初期，秦人的政治中心很快地转到陇山以东，开始了对关中地区的经营和发展，先后有襄公“伐戎而至岐”，文公东猎至岍渭之会“即营邑之”等重大事件。

　　史海钩沉

　　秦人宿敌神秘“西戎”浮出尘埃

　　秦人早期曾与一个称为西戎的少数民族发生过许多纠葛，《秦本纪》记载：“中鞠在西戎，保西垂”；“申骆重婚，西戎皆服”；“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等等。关于西戎之所在，文献上没有具体的说法，据《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应劭曰：“秦襄公自以局西戎”的记载，推测其必与秦为邻，甚至于交错而居，因此双方发生矛盾冲突自然难免，也难怪秦人与之会有那么多纠葛恩怨。

　　至于西戎文化是什么面貌，向来无人所知。此次调查发现，西汉水上游属于西周及其前后的遗址，除了周秦文化之外，就只是寺洼文化，数量有22处之多。考古学家认为寺洼文化应该属于西戎文化遗存。从采集的标本看，寺洼文化陶器多见双马鞍口罐、带划纹的簋式豆、无耳高领罐，双耳罐、鬲等，联系到其他地区的寺洼文化年代，估计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的年代是约从西周早期前后延续到春秋时期，基本与当地周秦文化遗存的时代是重合的。赵坪地区寺洼文化遗址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当今礼县县城西南的雷神庙、石沟坪一线以南的西汉水两岸台地。名为“二土”、“石坝”等面积约在2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寺洼文化遗址和墓地，都集中在这里。这些遗址的面积大，内涵单一，所以属于西戎人在当地的中心聚落。

　　非常有趣的是，大大小小的8处周秦文化遗址则分布在雷神庙、石沟坪以北地区，与寺洼文化遗址明显分割开但紧密相连，由此形成了一番特殊景象。试想两类不同思想、文化、生活的人群，同时居住在一条河谷的南北，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呢？或者是彼此进退杀伐之声盈耳；或鸡犬之声相闻，而互不来往；或和平相处，互通有无。从这些出土实物理性分析，同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寺洼文化创造者，就是与秦发生过许多纠葛的“西戎”。

　　■记者原建军实习生李楠郝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