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建明/著
北京急电:令余秋里速回开会。
中央会议。北边的“老苏”一步逼一步,毛泽东和中南海的领导们终于愤怒至极:中苏要正式摊牌了。
会议还没有开完,会战前线又是叫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浮肿病消灭得差不多了嘛?
余秋里真着急了。康世恩和张文彬报告说:黑龙江省来电说,储备粮仓库见底了,原来供应的粮食供应要断一个月。六、七、八三个月只能有两个月的粮食供应。
“我们种的东西接得上吗?”
“不行。至少得到深秋才有收成。”康世恩、张文彬那边回答说。
余秋里直抓毛发:这可怎么弄!一个月没吃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康、张报告,说这些天擅自离队离岗的人跟前几个月患浮肿病的人一样多,足有五六千人了!
“什么?他们又要当逃兵啦?”余秋里跳了起来。“老、老康你听着,马上召开电话会议!我要再次强调:任何时候,我们不许任何人离开会战!不许有人当逃兵!喂喂,老康你听见没有?”
余秋里火速星夜再度赶到前线。这回他是不是真的要架起机枪上萨尔图、安达火车站去挡“逃兵”呀?石油部机关的干部和前线会战指挥部的领导们都在捏把汗。
将军从吉普车上下来时,那颗硕大的头颅光亮光亮———看得出,是离开北京时新剃的。本来一只“嗖嗖”生风的空袖子就已经够吓人的了,这回又加了个光脑壳,到哪儿都是一闪一闪的,像道雷电,像把利剑,让人平添几份畏惧。
阿弥陀佛。将军没有带机枪,也没有带手枪,而是带了毛泽东刚刚在中央会议上下达的四个字:调查研究。
“大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作些调查,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有这么多离队的人?他们离队后到哪儿去了?回来怎么办?不回来怎么办?留下的同志怎么办?下一步工作又怎么办?眼下又怎么办?……”
将军留下一连串“为什么”“怎么办?”,问得干部们大汗淋淋。
在此之前,余秋里有过公开在大会上讲的大庆会战“只许上、不许下”的话,而在与康世恩、张文彬等领导之间的电话中则确实也有过“谁要当逃兵,我就在火车站架着机枪挡他回去”的话,现在逃兵真的有了,且非常严重———我从已掌握的历史资料中获悉,最严重时擅自离开会战前线的总人数高达五六千,等于十分之一左右的会战人员!
经过几天调查,余秋里的心头装满了许多他在北京根本想象不到的事:
有一个队,40多名钻工中,跑了近一半。而且跑的人中党员团员的为数不少,甚至连副队长和指导员都带头跑;油建指挥部的一名藏族工人,身高马大,平时干活力气大,可就因为吃不饱。该职工就把队上的东西拿出去换东西吃,队长知道后狠狠地在会上批评他,让他罚站,这个藏族职工第二天就再没见人影;有位钻工带着自己积蓄的20块钱偷偷跑到附近的小镇上想换点东西吃,碰上一位老乡拎着一个麻袋,对他说,我有一只兔子可以卖给你。一阵讨价还价后,最后那钻工交了20块钱,拎回了那只口袋。回到队上,他得意洋洋地当着指导员等人的面打开口袋,说我们今天有好吃的了。哪知口袋打开,那“兔子”噌地窜走了。指导员等人哈哈大笑,说那哪是兔子嘛,是只野猫!白花了20块冤枉钱的职工为这哭得好不伤心。第二天,队上的人再没见他……采油队为了防止职工逃跑,发动党员干部,实行“一盯一”的严密看管制度。这一夜老孙等几个干部暗中盯住三个有逃跑苗头的职工,白天不用说,想跑也跑不掉。晚上下班后,几个党员干部轮流值班,直到想逃跑的人都“呼呼”睡下了才能歇一歇。第二天该上班了,可这几名职工怎么还睡在炕上呀?干部们揭开高高隆起的被子一看:哪儿有人呀!是几件衣服伪装的!又是一群人跑了……
余秋里的队伍现在就是这个样。怎么办?已到刻不容缓时。
漏雨的牛棚里,独臂将军办公室内的灯,彻夜长明。会战领导小组的成员聚集在最高指挥官那儿,急商当务之急。
困难。饥饿。超强度的劳动。这既是当时国之情,也有大庆石油会战这一特殊条件下所产生出的种种因素所至。一句话:是现实,一样都绕不过去。面对,是惟一出路。(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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