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寿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里，李师江的作品由最初的都市叙事一跃而入对乡村题材生活进行“转型式”的开拓，这种转型给人带来别样的惊喜———在读够了杂耍般炫示技巧的很多国内作品后，它的古典风格显示出了淡定的从容，更贴近我的阅读和审美习惯。小说从世道人心的角度，非常精细地雕琢东南地区增坂村的生活状态、人情世故、民俗氛围、家长里短、生老病死，并着力对乡村生活本身进行“日常化”的精细刻画，两代人的命运跃然纸上，琐碎小事里展现出惊人的文字魅力，也包容了无限的人生感悟；这不仅揭示出了变革中的中国农村的隐痛，更是以细腻生动的笔法刻画了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比如木讷的李福仁，溺爱成性的常氏，懒散的安春，滑头的三春，懦弱的李兆寿，鬼精的高利贷者李怀祖，做事麻利、刀子嘴豆腐心的鹭鸶嫂……简直是一幅乡村人物的“浮世绘”。

　　这部小说本身并没有特别吸引人的故事，吸引人的是小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对“变革中的中国农村”的关切与担忧。虽然写的是家常琐事，但还是涉及不少社会问题，比如三春辍学的理由是读书没有用，表明当时流行“读书无用论”，李福仁把田地卖掉后的失落和空虚，确实是时下农村的真实现状和生动写照：在那里，一代“纯粹老农民”要消失了，细春等“新一代的农民”只能在城市边缘“讨”生活。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描写这些家常琐事时，大胆且巧妙地继承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叙述技法，白描手法的运用深得其中三味，并完全靠扎实、生动、丰富的场景和细节取胜。作品在描写父辈农民时，诗意地呈现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方式的魅力，下海种蛏、上山种地、挖红苕摘茉莉的农业劳动在作家的描写下无不散发出被历史反复回味的田园气息。因此这个位于我国东南地区靠山临海的增坂村可以和周立波的湖南乡村清溪乡（《山乡巨变》）、丁玲的华北乡村暖水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浩然的河北乡村东山坞（《艳阳天》）、贾平凹的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秦腔》）等共同组成一幅中国农村小说的文学版图。而父子两代农民的价值观和寻找出路之间冲突的描写，则是作品区别于此前作品最具现实意义的地方，它指出了今天农村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的真正困境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福寿春》的命名与《金瓶梅》非常相似，或者说它就是脱胎于《金瓶梅》，金、瓶、梅分别代表着三个女子的名字，而福、寿、春也同样以三个男子的名字连缀而成，他们在庸常的生活里难得有一个美好的春天，享福更是少有的事，不仅如此，壮年的二春还遭遇车祸赔了性命，这个寄寓着美好祝愿的“福寿春”便像“金瓶梅”一样，给读者构成了另外的一种反思。在我的印象当中，农村小说总是对农民抱着某种悲悯的态度。与时下流行的“底层写作”不同的是，李师江并不刻意去写农民的“苦”和底层的压力，也不刻意去描写生活的大悲大喜、戏剧性的命运变化；而是以一个一个的生活场景、人物的行止起居连缀成无比饱满的生活底色和人间气息。于是，让这部《福寿春》所拓展的乡村场面，以及众多人物的活动，也显示出了作者驾驭生活及艺术的魄力。它给人的思考与时下林林总总的小说相比是可贵的、善良的、单纯的，它再一次告知人们：农村生活形态正在消逝，对要消逝的东西我们要有一种挽歌般的珍惜情怀；农民虽然是生活贫困些，但不会因贫困而少了人情世故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