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杰

　　国人大概是过惯了“文革”中那种万马齐喑的日子的缘故，总是把异议当成“怪论”并加以贬损；对“怪论”褒扬者凤毛麟角，我只发现季羡林一位。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一书中有一篇《论怪论》，说：“我却要提倡怪论。”“我希望社会上能多出些怪论。”

　　什么是“怪论”？当然不是现在流行的那种“黄段子”，也不是网上出现的那些新词语。季羡林先生对“怪论”的定义是“异议可怪之论”。他诠释道：“其所以称之为怪论者，一般人都不这样说，而你偏偏这样说，遂成异议可怪之论了。”

　　“怪论”多是思想文化繁荣的表现。季羡林指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怪论”最多。稍懂古代史者都知道，这时现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异彩纷呈。孔子主张“仁”和“礼”；老子主张“顺应自然”和“以柔克刚”；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孟子主张“施仁政于民”；庄子主张“道法自然”；韩非子主张“法治”等等，这些思想都被各自的对立面视为“怪论”。但就是这些“怪论”，各自沿着自己的路数，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和基础。

　　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看到“怪论”的巨大作用。孙中山先生“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的预言，被当时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视为“怪论”，但毕竟给长期闭关自守的古老中国，打开了窗户，引进了第一道社会主义的曙光。李大钊是我国第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同样被视为“怪论”，实践却证明他的预言是科学的。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等观点，许多思想保守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以为是“怪论”，但实践证明它们是真理。

　　季羡林肯定了“怪论”的作用，他说：“某一个怪论至少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看问题的视角。”任何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必须从各个视角去分析研究，然后才能求得解决的办法。比如在教育改革中，有人提出“教育产业化”的理念，这也是一种视角，对与不对，得经过实践检验。经过实践，证明这个理念是不对的，应该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又如，前一时期，经济学界“怪论”频出，其中之一是经济学家张维迎说的：“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一时间，被口诛笔伐，说这是对改革的曲解。但张维迎说他的意思是，改革打破了原来的利益格局，领导干部的特权受到限制和弱化，这是改革的成效，我相信张维迎的说法。这个观点与台湾作家龙应台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官不聊生”的意思相近，应该说是正确的。

　　季羡林认为：“国家到了承平时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这时候倒是需要一些怪论。”是呀，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更应该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议论异彩纷呈，如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描述的那样：“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