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是可以而且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的。文艺比较，是一个学科、一门科学。就广义的文艺比较学来说，任何一种文艺，都是在比较当中而显现而存在的。文学是在和音乐、美术等文艺形式比较中成立的，诗歌又是在和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比较中显现的；戏曲是在和电影、杂技等文艺形式比较中成立的，京剧又是在和梆子、乱弹等剧种比较中存在的。没有了小说散文，也就没有了诗歌；没有了梆子、乱弹，也就没有了京剧。这也是辩证法。

　　文艺比较，有的是可以比赛的，是可以排名次列等级的。比如，“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就排了名次列了等级。因为，它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要演奏同一种乐器，还要演奏必奏的同一首乐曲，等等。但是，并不是任何文艺都可以比赛排名次的。比较和比赛并不是一个概念，比较和排名次更不是一码事儿。比如，《红楼梦》和《西游记》，可以比较研究，可以比较它们的语言风格、写作手法等等。但是，若把它俩排出个名次，谁是一等谁是二等，那就荒谬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谁高谁低？写人和写怪，谁优谁劣？再比如梅兰芳和程砚秋，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若表演梅派剧目，梅兰芳肯定优于程砚秋；若表演程派剧目，梅兰芳肯定逊于程砚秋。

　　然而，现实的怪象是：文艺比较，出现了泛名次化或曰绝对名次化倾向。驴唇可以和马嘴论伯仲，南辕可以和北辙讲高低，风马牛可以分出一二三。比如某电视台最近举办的“全国民族器乐电视大赛”，就出现了胡琴和大鼓排名次、古筝和唢呐比分数的热闹。

　　对于这种文艺比较泛名次化现象，笔者质疑。

　　文艺比较泛名次化，搅乱了文艺游戏规则。哪些文艺有排名次的可赛性，哪些文艺没有排名次的可赛性，哪些文艺比较可以量化评优劣，哪些文艺比较不可以打分见高低，已经没有了界限，没有了区别。什么都可以比赛并且排名次，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它们也就谈不上权威和效应了。说句不客气的话，文艺比较泛名次化，是文艺外行行为。如果由文艺外行领导制约内行，如果由文艺外行来决策文艺行为，对文艺事业来说，那将是致命的，它违反了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干部要知识化专业化的原则。

　　文艺比较泛名次化，不仅搅乱了文艺游戏规则，还搅乱了社会秩序。为什么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很是看重文艺比赛排名次并且热衷于文艺比较泛名次化这种非规则游戏呢？因为，名次，就是龙门。跳过龙门，就成了龙；跳不过龙门，仍然是鱼。名次，成了立功、晋级、评职、拿薪、得奖、出名的硬件标准。当龙门没有了尺寸且每条河沟都有龙门的时候，那么，鱼龙混杂也就成为必然了，社会秩序也就无秩可言、无序可见了。

　　文艺比较泛名次化，最为严重的是催生应赛文艺，误导、贻害文艺事业。人们都在批评应试教育。其实，还有应赛文艺。由于上述名次的利益的驱动，在文艺界特别是年轻人群体，正在以浮躁心态、短期行为和实用主义来进行文艺实践即应赛教育、应赛学习、应赛创作、应赛表演。学唱歌的，为了自己获名次，一年两年抱着一首参赛歌曲唱；教戏曲的，为了学生获名次，台上台下绕着一出参赛剧目教。什么打好基础，什么系统训练，什么提高素质，都被踢出十万八千里。试想：这样的短期行为、这样的浮躁心态，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文艺家？文艺比较泛名次化下的应赛艺术，只能够吹出一堆肥皂泡，五光十色，一闪而破。如果有谁想以此为“政绩工程”，还是丢掉幻想为上，免得瞎子掌灯白费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