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爱街西风景闲，到君居处便开颜。

　　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一首题为《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诗的前两句。“清光门”即含光门，“崇德里”为含光门外街西第四坊。窦员外是地方小官，在京城长安崇德里置了房产，新居落成，邀请好友刘禹锡前去观赏，诗人便写了这首贺诗。

　　这里，“清光门外一渠水”，鲜明生动地将“清明渠”缭绕含光门的情景活画出来，时至今日，虽历经千载，我们仿佛仍可掬一捧清澈甘甜的涟漪，让闪闪明珠从指尖上徐徐滑落。清明渠是隋文帝开皇初年，营建新都时，从南山向城中引水所开凿的三条渠道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都城引水工程，到盛唐时期，已经供应着百万人口的饮用和漕运。由于它们最终汇聚于皇宫，故被称为“御渠”、“御前水”、“内水”。清明渠从樊川引自贑水，分水堰在少陵原朱坡村东南。晚唐时，大诗人杜牧在杜曲故居附近，利用清明渠源头之水作九曲池，故《朱坡绝句》有“故国池塘依御渠”的诗句。据史学家史念海先生等人考证，如今西北大学北门外的东西向洼地，即是清明渠的遗迹。

　　含光门是隋唐长安皇城（亦曰子城）南城墙三座城门之一，从西向东依次为含光门、朱雀门和安上门（今大南门）。皇城是隋唐两朝中央政府机构集中办公的地方。唐朝末年，黄巢领导农民起义军攻占长安（公元881年），不到三年即告失败，继而是长期的军阀混战，你争我夺，兵燹不断。“及诸道兵（唐王朝各路军阀）破贼（黄巢），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含光门也难逃厄运，此时遭到了焚烧。黄巢部将朱温（字全忠），投降唐朝后，在河南一带拥兵自重。为了逼使唐昭宗迁都洛阳，将政治中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对繁华的帝都长安城进行了毁灭性的大破坏，不但拆毁了城内所有的建筑物，还逼散和掳迁城中居民。《旧唐书•昭宗本纪》记载：“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经此浩劫，长安城遂为一片瓦砾。

　　此后，长安城最大的一次变化是唐天佑元年（904），时昭宗已迁洛阳，匡国节度使韩建驻防长安，为了加强防御，他缩小城垣，弃守宫城和外郭城，仅以原皇城为基础，改筑为新城。皇城中轴线上的朱雀门被完全封闭，含光门的三个门洞用夯土封闭了中间和西边的门洞，仅留东边的门洞出入（宋代以后此门洞亦被土封）。韩建新城与原长安城相比，范围大为缩小，仅占原城垣面积的十六分之一。现在的西安城垣，是明代洪武三年（1370），在元代奉元城的基础上分别向北、向东均拓展了约四分之一建立起来的。东西南北分别新开了四座城门，含光门被完全包裹在新筑城墙之内。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在城墙板土之外砌了一层青砖，一直保存到现代。

　　由于历史的变迁，西安城垣沿革变化的实物资料十分罕见。1986年3月，拆开城墙打通城内外道路时，于明城墙下发现了隋唐含光门遗址。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完好的隋唐长安城遗址。考古发掘显示，该门确有三个门道，东、西两门道的宽度均为5.3米，为官员庶民出入所用。中间门道宽度5.5米，为皇帝专用。含光门的发现在西安城建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将西安城垣的历史大大提前，由明代溯源到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含光门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据《唐六典》记载，盛唐时代，唐王朝与世界上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交往频繁，每年都有大批“外宾”以及留学生通过陆路或海路来到长安。唐王朝异常重视和外界的交往，设置鸿舻寺（署衙）予以接待和管理。鸿舻寺卿为正三品，可见规格之高。外宾住宿、生活、学习的地方则有鸿舻客馆，而这两个机构均在含光门内东侧。西侧为“大社”，是皇帝带领百官祭祀社稷的地方。唐代的留学生中，以日本学生为最多。《旧唐书•日本传》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栗田真人）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舻寺教之。”日本著名学者阿贝仲麻吕（晁衡）不但在长安学习，后来在唐朝还作了大官。他与大诗人李白、王维交情甚厚，常有诗歌唱和。

　　如今政府对含光门原遗址实行了创造性的保护和开发，建立了与明城墙协调一致的城堡式展厅。遗址完全被覆盖起来，供游人近距离接触，成为一座独特的西安城墙历史博物馆。同时，以含光门遗址为中心，由古城墙、护城河、桥梁、道路、门洞共同组成一个融古今为一体的盘道群落。这里草木葱茏，花开四季，桥下绿水荡漾，波光粼粼。放眼望去，只见城墙内外，高楼林立，宽阔的道路四通八达。古老的含光门正以它崭新的雄姿谱写着今日的盛世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