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宁西安石油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收入分配是民心所系，直接关系百姓切身利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这些措施，明显有利于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增加，从而使更多的人进入到中等收入的行列，为未来五年百姓收入和家庭财产的普遍增加勾勒出了一条主线。

　　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与党的十六大强调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相比较，无疑将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思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传统经济学认为，在市场体制下，初次分配领域强调经济效率原则，以市场机制调节拉开收入差距，激发动力克服平均主义大锅饭；而针对一次调节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弊病，在再分配领域强调社会公平原则，以政府二次调节的方式来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保持激励条件下的社会稳定。

　　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和市场机制，再分配强调公平和政府调控，这一提法是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其基本前提是针对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规则、健全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法治完备的公民社会而言的。

　　党的十七大针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市场体制不完善的现实，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新提法的最大突破在于初次分配除了注重效率外，还要强调注重公平。同时也折射出我国初次分配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公平，具体表现在：

　　其一，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主要指国有垄断行业与其它行业之间的差距，其平均工资差距为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则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其二，企业内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公；其三，中外企业职工收入分配的悬殊化；其四，初次分配中工资外收入的过大差距等。

　　上述初次分配不公主要是因为：一是由于收入分配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不落实而导致资本侵蚀劳动。在市场体制下，收入分配是根据要素投入量的大小及贡献所给予的报酬。在初次分配中，重按资分配，轻按劳分配，表现为我国资本参与分配的比重过大，企业资本占到45－50％，而劳动者报酬过低，工资性收入仅占GDP比重的15％，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则高达60％。这充分说明我们在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中存在偏差。正因如此，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第二，权力进入市场，垄断资源，参与分配。众所周知，现实收入分配大致有按劳分配、按资分配和按权分配三种类型。从要素参与分配导致的收入结果看，一般来说，个人劳动力要素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小于资产要素占有多寡之间的差距，但是如果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要素”进入市场，垄断资源，参与分配的话，那么权力之间的差别，具体指大权和小权之间、有权和无权之间的差别，其收入悬殊化程度甚至可能远远超过按资分配的悬殊化程度。然而，现实中危害最大的是权力与其它生产要素的配置结合，例如当前房地产业的暴利和泡沫化正是权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相结合的结果，权力寻租的实质就在于此。另一方面，随着利益集团的形成和由于利益博弈缺乏规则，提供准公共产品的垄断行业往往居高临下，凭借其对生产要素的垄断管制权和垄断经营权，不按程序召开价格听证会等，出台垄断价格，参与分配，从而获取垄断利润，也急剧拉大了与其它行业的收入差距。

　　第三，改革开放初期，在扩权让利思路指导下的分权式改革，曾一度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宏观调控能力削弱，因此，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国家财政收入比重迅速上升。在微观领域，各级政府以税收形式（还不包括各种形式的“费”）拿走大头，占到GDP的35－40％，企业决策层和管理层也拿到45－50％，由此挤压企业职工仅拿小头，特别是一线职工工资偏低。这一微观分配格局反映到宏观上，表现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速，GDP的增速又快于老百姓收入的增长。

　　在市场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法律法规健全，初次分配是比较规范的，同时政府又具有再分配领域二次调节的充裕财力，尽管这样，政府在调控初次分配悬殊化时仍有“死角”和力度不到位的地方，随后还需社会、民间的慈善力量进行第三次调节。而我国在当前的体制转轨期，民间的慈善组织发育及其缓慢，力量微弱，初次分配的弊端只能依靠政府的二次调节。如果初次分配中公平失重过大，悬殊化严重，那么不仅增大政府在再分配中调控的压力，甚至可能出现二次调节失效（事实上，我国在再分配领域，一度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市场化倾向和政府“缺位”现象，弱化了政府调控，故党的十七大提出“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而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领域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强调公平分配，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

　　需要强调指出，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不仅仅体现在理论创新上，近几年中央在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已经按此理论和思路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调整，例如2006年财政收入增速已由2004年的25.7％降至21.6％，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分别由2004年的6.8％和7.7％提高到7.4％和10.4％，逼近2006年GDP10.7％的增长速度。又如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大通过、2008年8月1日实行的《反垄断法》以及2008年1月1日实行的《劳动合同法》等，都表明国家在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践中朝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方向进行实质性的调整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