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捷莎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类社会是由以下三种关系所构成的：首先，人类社会不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存在，因而存在着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次，社会是由群体的人所组成的，因而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次，人类个体都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之中，因而存在着人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由此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与人的关系及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三个维度来进行。社会，从本质上说是以一定方式进行活动的人的集合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但是，在不同的关系维度中，社会又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社会是作为整个人类的集合体而与自然既对立又统一的。在与人的关系中，社会是作为人类的集合体而与不同层次的人相联系的。在与国家的关系中，社会则是作为市民社会而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因而，处理好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人、社会与国家三个维度的关系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

　　社会与自然的和谐

　　自然界是自发运演的无意识的客观存在，而人类社会作为人的集合体则是有意识的存在。因此，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前者处于主动的方面。社会与自然是否和谐，根本上取决于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实践方式。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使人类进入了一种误区，认为自身已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世界的中心和万物的尺度，自然皆为人的目的服务。人类只单向地考虑怎样使自然适应自己，而忽视了怎样使人的需要适应自然的法则；人类只强调了改造自然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类与自然相互调整的一面；人类只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而没有想到人类对自然的每一个胜利，大自然都反过来报复了我们。于是，人类以自然的统治者自炫，却无视危机将至。大量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生态危机的事实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引人深思：人类在自然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这一尖锐的问题使我们不能不意识到人类与自然应该是朋友关系。

　　人类对自然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为实现了从不可持续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变革和转向。关于可持续发展，得到人们较为广泛认同的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通过的纲领——《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下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即是说，发展必须是连续的、持久的，既要满足当前需要，又要为未来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人类在全面审视自身的代际关系以及社会与自然关系后提出的新发展观。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全民的共识。但是，发展经济不能以破坏环境、浪费资源、损害后代发展能力为代价。先发型国家那种对环境先污染后治理，对资源竭泽而渔、掠夺式开发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发展观的表现，而低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党的十六七大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问题。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说明我们党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首先使社会与自然达到和谐状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社会与人的和谐

　　社会是人的集合体，没有疏离人的社会，也没有独立于社会的人。人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就具有了不同的层次和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比如个体、集体、阶层、阶级、人类，等等。由此也就产生了如何处理社会与不同层次的人的关系问题，由于社会是人的集合体，因而处理社会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处理不同人之间、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而社会与人的和谐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和谐。

　　正确处理社会与人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二者关系处理不当则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阶层的流变，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共同的阶层有着共同的利益驱动，因而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产生了利益上的矛盾；另一方面，共同的阶层由于共同利益和地位形成了相近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因而不同社会集团之间产生了价值观上的矛盾。

　　为了解决第一个矛盾即利益矛盾，需要着重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渐渐拉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安定。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通过社会调控，将贫富差距控制到不影响社会和谐的范围内。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也关系着经济效率能否持久。没有经济效率固然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公平，而只能存在普遍的贫穷。然而没有公平，就不能激发人的积极性，也就没有持久的高效率。因而要解决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就必须恰当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其二，通过调整社会结构，逐步形成一个以社会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结构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阶层变得复杂化了，特别是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阶段，出现了一些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类似的现象。因此，社会矛盾也复杂化了。在矛盾由简单向复杂过渡的时期，为了保证社会良性运行，避免动荡，必须防止重蹈资本主义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覆辙。为此，必须进行社会整合，不仅要高度重视社会公平，还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中间阶层的数量，使极贫极富者在社会上成为少数，并且要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政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为了正确处理社会多元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导价值观，建构一元化指导下的多元并存的社会价值体系，使各种价值观相容共存。只有这样，才不会发生由于价值观剧烈冲突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不和谐。为了社会稳定和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也要允许非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反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存在，建立相应渠道和公众媒体使其有所表达。任何对言论和信仰的钳制都只能适得其反，压而不服，最后可能会因积怨过多而发生社会动荡。而不同价值观的合法存在及其顺畅表达，就使社会具有了安全阀。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与非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存在不是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恰当处理二者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

　　社会与国家的和谐

　　社会作为人的集合体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它作为整个人类的集合体与自然发生着联系。而整个人类的集合体（即广义社会），还可以解构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个部分。所谓市民社会即是狭义社会，它是指独立于国家但又受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及原则。市民社会不是与国家同时产生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市民社会，国家即整个社会的代表，它直接统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市民社会生成于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独立精神的养成、社会契约关系的成熟等社会要素交相作用中孕育而成的。而所谓国家，则是指政治上层建筑，其主要代表就是政府。

　　市民社会的历史和观念都源于西方。由于中国没有经历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此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社会自主性不断增强、社会自由空间日益扩大，从而造就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因此，正确处理国家（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任务。

　　其一，推进政府职能的改革，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性产生和谐，要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真正贯彻落实到政府行为中，使政府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行使权力时，一方面要注重民主协商，尊重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权利和独立人格；另一方面要为人的发展提供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与平台、政策与规则、管理与服务，使人们通过努力能够展现其能力并得到公正的回报。而且使人们能够坦然面对竞争后果，成者乐于回报社会，败者勇于承担责任，从而避免不公平竞争导致的社会矛盾，以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再一方面要注重反腐败，使公共权力受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舆论的监督，限制公共权力运行中的随意性，尤其要避免公共权力私人化，减少乃至杜绝使公共利益变为一己私利的机会。

　　其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和方针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党的执政能力和方针政策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在各级领导干部身上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能力原则，摒弃权力原则，把精力用于提高各种能力上，其中包括：驾驭各类复杂矛盾与防范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善于发现矛盾双方的共性，追求矛盾双方共赢的能力；提高科学决策，兼顾各方群众利益的能力；提高管理社会事务、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关系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等等。

　　其三，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与动力，因此，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就必须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且市场化的进程又与公有制相结合，因此决定了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确立，但尚不够成熟。要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还需要做大量工作。比如，要减少行政权力对资源的不当干预；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积极推进社会关系的契约化，等等。

　　其四，积极培育民间组织，增强社会自治能力。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过程中，民间组织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中国要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需要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必须发展民间组织，发挥其在社会协调运行以及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要改变将民间组织视为政府对立面的偏见，要明确民间组织身在社会之中，能及时了解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要，管理政府无暇顾及或难以管理的事务，并能及时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民间组织的管理实际上是对政府管理社会的补充。另一方面，要依法管理民间组织，使其有序发展，有法可依。再一方面，对民间组织实行政民分离，各司其职。要使民间组织的官办色彩逐渐褪色，使其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具有自主性和灵活性，真正承担起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民众沟通交流的渠道的使命。最后，还必须加强民间组织自身的建设，提高其整体素质，形成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机制，使其健康发展。（本版人物素描伊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