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暴力抗税还是暴力征税

　　2002年11月12日，河南省宜阳县高村乡两位乡干部来到该乡叶沟村村民叶彦智家催缴农业税。“今年农税改革，国家规定征收哪几项啊？”48岁的农民叶彦智询问道。“反正就是这一疙瘩，写在纸上的全是农业税，你不交有人来收拾你。”乡干部回答。第二天一大早，叶彦智按照乡里定的农业税税额把钱交给了村干部叶超林。然而，当叶彦智回到家门口，却被等候在那里的、身穿迷彩服的高村乡征税小分队扭上车，拉到了高村派出所。后来叶彦智的家人向派出所交了200元罚款（没开收据）后他才被放行。至此，叶彦智在派出所里从早上9时挨到次日凌晨1时。与叶彦智相比，叶沟村村民叶新超更冤枉。11月13日，叶新超拿着钱赶到收税地点准备交税，但他发现乡政府账上的亩数与自己家的实际亩数不符。他实种8亩地，而乡里却让他按16.2亩纳税。询问与反驳中，叶新超说了几句过激的话。结果，叶新超被乡干部用警车拉到乡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被迫脱掉大衣和棉鞋，跪在水泥地上。经村干部说情，罚了300元才算完事（同样没开收据）。当这一切第一次传到高村乡满丰凹村村民王幸福耳朵里时，王幸福很气愤。他做出大胆决定：以一个农民的名义，秘密调查暴力征税事件。

　　当年12月，王幸福开始从离家最近的高村乡、石村乡和韩城镇展开调查。为了节省开支，王幸福经常在山路上步行走访，饿了吃点自带的馒头和方便面，渴了找农家讨碗水。有时，受害人不在家，他不得不翻山越岭四五次。最让他感到有压力的是，不少农民不说正经话，怕再遭打击报复。精诚所至，走访中不少农户向他倒出了一肚子苦水，他听到了太多太多农民的哭声。

　　被打农民无一例真正抗税

　　就这样，王幸福先后花了9个多月，自费在宜阳19个乡镇中的13个乡镇抽点调查了230起打砸抢事件（共75名群众被打伤）。在200余户因打砸抢受害的农户中，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他们中大多数有亟待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如村乡两级欠他们钱不还、该分地的没分地、计税地亩有差错等等，征税时想给乡镇村领导提出来，希望讨一个说法而已；有的农民因为不实的诬告就被当成“打击对象”；有的农户确实有困难需要政府减税。其实，就在小分队打砸抢的前几天，也就是2002年11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尊重纳税人权利，体恤农民群众，依法征税，坚持“十不准”。然而，国家的这些农税政策在宜阳县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

　　铁证如山，力促官方整改

　　摸到这些大量第一手实情后，王幸福着手撰写平生第一份调查报告。

　　路费能省就省了，但省不了的是打印、复印、邮寄材料和电话费等。在外当厨师的儿子积攒的两万元钱让王幸福花了个精光。他将一份报告打印几十份甚至上百份，向中央、省相关部门广泛投递。为了防止所寄材料被扣押，他常常跑到洛阳或邻近的渑池县去寄挂号信和特快专递。让他备感欣慰的是，他的这份非常调查报告很快引起了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农监办等部门的高度

　　重视。

　　2003年3月26日，当时的宜阳县县长谭建忠同志找到王幸福，与他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谭建忠县长对王幸福的全面调查和监督表示感谢。经宜阳县主要领导批准，县里于2003年4月给王幸福一次性拨款3000元作为调查补偿费。

　　5月15日，谭建忠县长第二次约见了王幸福，向王幸福通报了此前王幸福针对暴力征税事件所提出的6条建议的解决处理情况，并聘请王幸福为全县农业税征管监督员，随时可与县领导交流情况。7月，他还领到了1200元的监督员工资。

　　目前，大部分乡镇把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返还给了农民。不过，在王幸福看来，此事未了。他请求县里应该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中办发（2002）19号）处理相关责任人，对被打伤的农民按国家伤残标准给予经济补偿、对虚假数字进行纠正，对个别拒不退赔款物的乡镇领导给予必要处分，但县里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有正面答复。这不能不令他心有块垒。

　　政策再好无人落实等于没有

　　“我搞调查不是想出名，实在是出于对歪风邪气的义愤。”反思宜阳县暴力征税事件，王幸福至今感慨良多：说到底，原因在于一些乡镇干部不善于宣传党的政策，甚至为落实政策设置阻力。王幸福对记者说，中央的政策在哪里落实得好，哪里的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就高，干群关系就和谐，工作就好办，信访、上访就减少，就会有水到渠成的稳定和发展势头。反之，人民群众对政府和领导就会丧失信心、误解逐步加深，就会用上访或信访去寻求解决，最终可能连中央的政策也不相信了———因为政策再好，无人落实，等于没有。（据《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