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的西安新闻界，曾经也是烽火连天，激情慷慨。尤其在宣传、引导和鼓励民众团结抗日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

　　近日，笔者在西安见到陕西主编《报刊志》的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张光先生。谈起抗日战争时期西安报刊界“宣传抗日”的一些历史旧闻时，这位“老新闻”说，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举国奋起，抗日浪潮澎湃全国。这时西安新闻界抗日情绪也非常高涨，先后出现了近20种报刊。其中有不少进步报刊，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及时进行报道，并发表评论，呼唤民众，团结一心起来抗日保卫家园。特别著名的有《解放日报》、《老百姓》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等。这些报刊对提高民族意识，动员群众团结抗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编修陕西《报刊志》时，编委会派人奔赴各地有关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发现在烽火连天的抗日岁月中，咱们西安报刊界的新闻前辈也做出了许多影响中国、有利抗日的重要报道。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当晚，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便被张学良和杨虎城叫去参加了他们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文稿草拟工作。文稿经张、杨审定后，宋绮云立即赶回他担任总编的《西北文化日报》编辑部，连夜赶排出版了《号外》，12日晨又动员报社全体人员上街向西安市民散发。这是最早向人们报道“西安事变”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西安媒体。

　　13日，《西北文化日报》又立即发表了《张杨昨日发动对蒋介石兵谏》的消息和系列评论，又在最早时间，向世人详细报道了“事变”的起因，明确提出了抗战是全中华民族的事业，是民族解放的根本途径。在接下来的日子，宋绮云又主持撰写、连续发表了《一二•一二兵谏之伟大意义》《民众与张、杨的救国斗争》等重要社论，文章向人们阐明“事变”旨在促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和原因。后来“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和平解决，该报又发表了《从组织民众武装抗日到自力抗战》等社论，成为当时报道“西安事变”全过程的权威报刊，从而成为今天研究“西安事变”的重要史料。当然，后来该报又被国民党当局控制，成为当局的宣传工具。西安解放时被解放军军管会接收。

　　而创刊于“西安事变”第二天的西安《解放日报》，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接管国民党陕西省委机关报《西京日报》之后办的。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李一氓指派韩进和魏文伯等人任编辑。西安《解放日报》从1936年12月13日创刊，到1937年2月10日停刊，先后出版55期，另有《号外》3期。在西安《解放日报》的创刊号的头版，两个醒目的大标题是：“张杨发表对时局宣言；八项主张要求全国采纳”等。在三版对当时西安街头景况进行了现场报道。标题是：“市面安谧如常（主题）；军队布满全市警戒／居民振奋，气象一新（副题）”。接着就是引人注目的陕西省政府人事变动消息和评论等。

　　12月14日，西安《解放日报》继续发表了“事变”的一系列追踪报道，头版头条是“全国一致主张抗日／各方派代表来陕”等。在整个“事变”期间，西安《解放日报》每天都在“一片救亡声”的大字标题下，陆续刊登了全国各地、各团体响应张、杨实行兵谏的消息，几乎每天都配发有一篇相关的评论。这些报道和评论成为今天研究“西安事变”的重要史料。

　　抗战期间，西安市另有一张很有特色的报纸就是由教育家、民俗学家李敷仁先生主办的《老百姓》报。它创办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1月12日。《老百姓》报在创刊号中就直言不讳地称自己的宗旨是：“和敌人作战，一定要十分注意教育民众，训练民众，运用民众配合正规军作战，是我们抗日救国的根本方式”、“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扬民主，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报纸以通俗的关中方言报道了抗日战争形势，抨击社会消极情绪，解答读者关心的政治时事问题，从而深受老百姓欢迎。

　　张光说：“编修陕西《报刊志》时，从史料中发现，当时的《老百姓》报不仅曾发行到陕西、陇西等多个地区，还普及到全国13个省市，并被翻译成世界语，发行到当时的苏联、法国、意大利等，成为当时国内影响比较大的报纸之一。”

　　与此同时，在西安还先后出版了《抗敌呼声》《突击》和西安救国会出版的《救国旬刊》、西安学生救国会编印的《学生呼声》《大众日报》、西安妇女刊物《战时妇女》等宣传抗战的新闻周刊、旬刊。

　　总之，抗战期间，西安诸多进步报刊，在延安报刊的影响下，宣传抗日的声势和报道影响日渐增大，这引起当局的极大嫉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手段，对新闻实行了严格的检查制度，要求各报每天将大样送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处检查后才能出版，从而使西安的报纸不得不经常“开天窗”（已编排的文章被抽取后，报纸上出现的空白）。“其中特别有名的是当时由山西人景梅九经营的《国风日报》，在抗战期间，经常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选取一些可以公开报道的材料，加以改动发表，这对当时西安民众了解抗日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后来，随着当局对报纸检查升级，不时对报纸出版横加干涉，甚至将不满意的文章随意抽掉。这家报纸为抗议当局这种行为就干脆在报纸上多次开天窗。后来当局采取高压手段，对报社人事进行了更换，使这张原本宣传抗日的进步报纸，最后沦落成为当局的宣传工具。

　　昨天的新闻，今天成为历史。今天的新闻，也就是明天的历史。西安《解放日报》等新闻界媒体前辈对“西安事变”全过程的这些报道，不但在当时发挥了抗日的宣传鼓舞作用，对今天也起了很好的存史作用。而其他诸多进步报刊及新闻同人，在抗日宣传和发动民众中，尽了新闻人应尽的神圣职责，为今天研究西安民众的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也为他们自己的人生书写了光彩一笔，值得珍惜和存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