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南宁5月21日电 一种新药上市一般要经过新药论证、临床实验、药品进医院等“关卡”，这些“关卡”本来是新药上市的重重“质量关”，然而，也正是这些“关卡”衍生出一条“若隐若现”的利益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这条利益链一些医药界人士意见很大，但谁也不愿意当“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公开指出“利益链”的症结。

　　专家“更像商人”

　　广西一家全国知名的医药企业的一位部门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认为，新药上市的“非阳光行为”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她说，全国每年需要批准的新药太多了，审批部门工作非常紧张，个别审批官员便以权谋私，哪家企业给钱多，就批给哪家，企业为获得批准新文号，支付了大量费用，既有明的，也有暗的，明的是给国家，暗的则流进了个别行政官员的口袋，而且暗的花费远比明的花费多。

　　这位长期负责新药上市的女士认为论证新药的专家“更像商人”：“现在一个专家不花一两万元，就弄不到他的签字。有的专家竟和一些有审批权的官员‘捆’在一起，有时我们的申报材料被指定只能找某某专家签字才算数。但这字不能白签，得‘出血’。”

　　这位女士说，其实疗效好、价格低的药品不一定与市场销路好画等号。不少医院虽然也搞了公开招标购药，但大多数是走形式。一般来说，药品进医院除了要交一定的进场费，还要经过院长、药剂科科长、计划员、保管员和科室主任等多个环节，哪个“环节”都必须打点好。在医院里，药剂科科长成了“肥缺”，不少医院的药剂科长任职时间都不长，一是好事大家要轮流享受，二是怕陷得太深出事。

　　日前一位在中国药学会工作多年的人士对记者说：“原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刘玉辉的被捕让人吃惊。”

　　这位知情人透露，刘玉辉在药学会工作了20多年，但压根就不在药学会办公，而是搬到了浙江大厦，“在外面办公也是为了方便，这个院里众目睽睽不好，另外学会里没人能约束刘玉辉。前段时间，刘玉辉的随从人员回药学会办事，还指着原来的同事说‘你们这些穷鬼，啥时才能开窍。”

　　“其实在我们学会的专家都很严谨，他们除了研究新药，很少和企业打交道，很少有人知道所谓的‘快速报批’等，听说刘玉辉还涉嫌挪用药学会200万元，我们学会有这么多钱吗？我听说刘玉辉的事情感到非常吃惊，他从哪里弄那么多钱，办了那么多事，平常上班他根本不来药学会的办公室，每次开会他都是开着车来，开完会开着车就走了，平时很少接触。”

　　“你不这样做，就办不成事”

　　令记者奇怪的是，这些医药企业、药学研究机构的知情人都再三要求记者隐去其姓名，谁也不愿意当“皇帝的新装”故事里的那个敢站出来说真话的“孩子”。

　　也难怪这些企业害怕当“英雄”，因为他们还有很多的新药等待审批。一位药厂负责人对记者说：“看到那么多因为药价虚高而看病困难的患者，我的心里很难受。任何一家有品牌、有责任的企业都希望有一个公平的、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但你不这样做，就办不成事，企业也难以发展。”

　　但是有了新药利益链的“羁绊”，国家的医药产业怎样才能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