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

　　最新一期《新周刊》做了一个关于“成功学”的专题报道，揭示了泛滥于职场和网络的各种“成功课程”、“成功培训”大肆散布“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之类“成功逻辑”的伎俩。这些个“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投机成瘾”，简直与毒药无异。（见《新周刊》2007年8月13日）。

　　成功课程招摇过市，成功学大师漫天飞舞，成功学培训成为暴利产业，情形委实堪忧。其实，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中，形形色色的创富榜广告，媒体对文体明星、富商巨贾等成功人士的渲染与夸饰，以及在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压力之下，普通人对于“财富改变命运”的无限神往等等，事实上都构成了广义的“成功学”内容。一个年轻人即便幸而没有花钱去参加成功学培训，没有受到成功学大师的忽悠与蛊惑，但不幸的是，现实环境施加于他的“成功熏陶”却一天也没有停止。如果缺乏必要的引导和干预，如果他未能很好地把握自己，那么他同样很难逃脱“成功学”的毒害，至少很容易患上“成功焦虑症”。

　　我想起了两年前离家出走的北京某名牌大学研究生L。他从小成绩很好，考上大学后发誓要混出个人样来，但后来渐渐发现自己不行了，“周围的同学都有女朋友了，他还没有；好多同学都考了驾照，他考了但没通过；出国留学也受挫了；马上面临毕业，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好工作，又没有钱买房子……”（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9月9日）在L看来，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青年人，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如果不能拥有驾照、出国留学、好工作、大房子、漂亮女朋友等“硬件”，就实在是“混”得太惨，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一个可怜的弃儿。

　　在传统的官本位体制下，做官被认为是人生中最大的成功。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官本位虽然根深蒂固，但金钱本位已经渐成气候，足以与官本位相提并论，甚至犹有过之。原江西省副省长、大贪官胡长清坦言，他“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上上下下接触了一些有钱人和做生意的老板们，看到他们生活得很自在，自己开着小轿车，出入高档酒店，穿的是名牌，喝的是洋酒，身边还带着陪伴小姐，心里有几分羡慕……”可知在有些场合，连官本位的副省级高官也要向金钱本位看齐。能挣钱、挣大钱、锦衣玉食、出人头地，这样简单而粗暴地与“成功”画上了等号。

　　当年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今天的年轻人则被告知，成功要趁早。像L这样渴望拥有多种“硬件”并用以证明自己成功的年轻人，在我们周围并不罕见。由于他们对成功抱有迫切的期待，一旦不能如意或落拓失意，就可能陷入一种欲罢不能的焦虑之中，严重者可称为“成功焦虑症”。人们耳目所及，能挣钱、挣大钱、香车豪宅、出人头地、富贵还乡、赢者通吃、名利双收，通通都是“成功”的代名词，一个人如果不成功，仿佛真的就是一个可耻的“罪人”。

　　从“成功学毒药”到“成功焦虑症”，“成功”误人子弟的悲剧何其多矣！当务之急，必须改变那种把所谓“成功人士”塑造成时代英雄的单一意识导向，帮助年轻人培养朴素的成才观念和多元的生活理念，引导他们做有远见、有耐心、从容大气的劳动者。应该让年轻人相信，成功虽然有一些外在的评价指标，但更多地取决于当事者的内在感受；一个人对自己的成功认可度，与他在事业上已经取得成就的大小，特别是与他所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寡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

　　应该让年轻人懂得，世界上既有少年得志，也有大器晚成，既有万众瞩目的荣耀，也有清虚自守的安宁。当国家和社会建立起了新的评价体系，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和地域，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付出了劳动、做出了成绩的公民，都将享受到足够的荣誉，树立起自己的尊严和成就感。虽然由于禀赋、性格、成长环境、发展机遇的差异，大多数人终其一生注定了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但只要踏踏实实走好生活的每一步，我们每个人都是骄傲的成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