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各位乡亲好友，如与死者王云林生前有经济来往账目的，即日起请与其家属联系，以待清理解决。”今年4月，江西德兴某村村民王云林在扑救山火中不幸牺牲，他的妻子陈美丽不久便贴出这份“还债告示”（9月9日《中国青年报》）——多质朴和高尚的中国百姓啊，还没从对这份“还债告示”的感动中走出来，又沉浸到另一份对“史上最厚道农民工”感动中：河南南阳四名农民工在被老板欠薪5000多元而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却坚持看管老板逃走后留在厂内价值数万的物资，一点也没变卖。他们说：不能把人家的家也毁了。（9月14日《东方今报》）

　　丈夫因见义勇为而牺牲，妻子应有充分的道德理由回避那些债务；无良老板拖欠民工血汗钱，民工也有充分的道义借口将那些物资变卖——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一切道德理由和道义借口排除在外，贫贱不移以直报怨，坚守自己心中那份朴素的道德原则，从而产生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深深地感动了中国。

　　沉浸在感动中的我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社会中那些感人故事和道德事件的主角似乎都是一些弱者？为什么坚守道德的常都是像陈美丽和南阳民工这样的底层民众？每年感动中国的人物或是舍己救人的农民工，或是身患小儿麻痹症“跪着授课36年”的乡村教师；每次道德模范评选中涌现出的都或是身患重病仍坚持保护公共财产的村民，或是矿难中在安全帽上留下还债遗言的遇难矿工——而那些掌握着各种资源的强者，不仅在道德事件中缺席，更经常曝出种种极不道德的丑闻，扮演着一个反道德形象：包工头欠薪、富人吝于慈善、老板开宝马车撞人、企业排污害民、官员政绩祸民，弱肉强食泛滥，强者通吃横行。

　　道德是公共的，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强者、弱者和普罗大众都应讲道德，可如果一个社会中坚守道德常是一些弱者，传播的常常是一些弱者讲道德的感人故事，而强者却不讲道德，这样的道德生态是不健康的。农民见义勇为后妻子仍坚守还债的道义，民工被工头欠薪后仍坚持为老板看仓库，这样的大德确实震撼和感动着我们，但这种感动是悲情和沉重的。这种弱者的道德激起社会的不是道德感的共鸣，不是对道德魅力的凝聚，而是以其悲情和自残刺痛着社会的分裂感和阶层的对立感，让旁观者感到愧疚和良心不安———从重庆挖煤助学的乡村教师，到欠薪后仍为工头守门的民工，再到矿难中在安全帽上留下还债遗言的遇难矿工，他们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本该以道义救助他们、给他们关怀的社会，承受得起他们那份厚重的道德情怀吗？

　　一个社会中的强者应该更讲道德，应更多地鼓励强者对弱者的道德，对强者提出更多的道德要求。一方面，坚守和实践道德是要有能力的，强者掌握和垄断着这个社会的更多的资源，所以更有责任去实践一些道德原则。可以注意到，许多让人感动的弱者道德故事，常常在利他时包含着弱者的自伤、自残和自虐，当他们没有能力救助别人却又想坚守道德时，只能以自伤、自残为代价，道德就有了悲情的色彩——而强者则不必如此，因为他们有能力不以自伤为代价而坚守一些道德，比如行善、守信、救助都是如此。捐资助学对富人是很简单的事，而对一个乡村教师却是莫大的难事，只能用生命去坚守；包工头遵守不拖欠民工工资的道德是简单的事，而让民工被欠薪了还要坚守为老板看仓库的道德，实在太难为、太不人道了，我们本该要容忍一些权利被侵害的弱者做出一些不太道德的行为。

　　另一方面，强者的道德更能弥合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带来的阶层对立情绪。美国许多地区的贫富差距比我们大多了，但为什么没我们社会的这种激烈的仇富情绪呢？除去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外，更在于美国的富人更有道德，更懂得通过散财和慈善站在道德高地上，营造一个让穷人不仇视自己财富的氛围，以道德堵住社会对财富集中不满的眼睛。而在我们的语境中，那些弱者悲情的道德故事，不仅凝聚不起社会的道德共识，甚至会激起社会的道德分裂感和被剥夺感觉。那些弱者的道德操守让我们感动得泪流满面和失魂落魄，可一个强者更讲道德的社会，才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