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这么多来自天南海北的专家学者集体赶赴西安研讨《高兴》，让省作协党组书记雷涛心中无限感慨，他说：“这是陕西文学活跃的一种表现，也充分反映了大家对西安、对整个陕西文学的关注。”他说，在文学发展的新时期，陕西文学始终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这是陕西文学在全国文学界立足、并产生话语权的表现方式。

　　雷涛说贾平凹是他非常敬佩的人，一是贾平凹多才多艺，能写作，懂书法、会绘画，还是一位收藏家，爱好广泛；二是他的高产。他的思想游走于城市乡村之间，常常关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他写作的题材丰富多样，除了写小说，他还很重视散文等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这种对文学执著追求的精神令人敬佩。第三是他对中青年作家的关怀和提携，对陕西文学后起之秀培养的重视，这体现了一个知名作家肩负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建功在研讨会上说，平凹是我的老朋友，他所焕发的持续的创作激情，关注现实、把握当下的情怀令人感奋。一曲《秦腔》余音缭绕，《高兴》又挟裹着朴实的底层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呈现了当下文坛新的收获。他说，关注社会转型期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越来越成为当今作家们的一种自发意识和自觉担当。如果说《秦腔》是写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瓦解和破碎的过程的话，那么《高兴》可以看作是这一叙事的继续和发展。他很赞赏平凹“做时代的记录者”这一文学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平凹创作《高兴》的过程，本身就是为文学界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创作姿态。陈建功深有感触地说，《高兴》的创作告诉我们，写作者需要与所描绘的对象展开真正的对话，才能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心灵的细微变化，准确地呈现精神嬗变的轨迹，辛劳和勤勉从来都是文学得以自由翱翔的双翼。

　　沈阳师大教授、评论家孟繁华认为，《高兴》是一部属于“底层写作”的作品，刘高兴、五富、黄八、瘦猴等都是来自乡村的都市“拾荒者”。面对中国最底层的人群，贾平凹并不是悲天悯人地书写他们无尽的苦难和坎坷命运，刘高兴等也并非是结着仇怨的苦闷象征，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存在着。孟繁华形象地说，贾平凹在塑造刘高兴时，有意使用了传统“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刘高兴是落难的“才子”，妓女孟荑纯就是“佳人”。两人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贾平凹以想象的方式让他们建立了情感关系，并赋予这种情感以浪漫色彩。他们的相识、相处，以及刘高兴为解救孟荑纯所做的一切，亦真亦幻但感人至深，这也是《高兴》最具可读性的文字，贾平凹显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戏曲的叙事模式。

　　评论家贺绍俊用“乡村的精灵”来形容主人公刘高兴。他认为这个人物充满智慧，富于幽默，不甘现状，耽于幻想。他瞄准西安，雄心勃勃地上路了，他不仅自己上路，还带着一个随从———五富，这两个乡下人朝着西安进发，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带着他的随从桑丘，开始了仗义行侠的旅程。刘高兴当然不是那个行为怪诞、不谙世事、近乎迂腐的堂吉诃德，但他身上有着堂吉诃德的幻想精神，一种不向现实妥协的精神。贺绍俊认为，刘高兴身上烙着贾平凹本人的印记，如刘高兴的审美情趣、说话的方式等都带着贾氏风格。更重要的是，刘高兴透露出贾平凹困惑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心迹。“贾平凹也来自于乡村，尽管他早已享受着城市文明，但他的内心始终留恋着乡村的温暖。刘高兴给了他化解现实矛盾的武器，这就是一种高兴的精神状态，这使他面对城市这个庞然大物不再困惑，不再萎靡不前。”

　　评论家李星认为，在《高兴》中，贾平凹构架长篇小说的艺术可以用“举重若轻”来形容，他找到一种独特的叙事渠道，以一种放松的心态去创作。贾平凹带着刘高兴在垒塔，每层都有着不同的风景。细节化的、让人愉悦的色彩，温暖的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果戈理的《死魂灵》，鲁迅的《阿Q正传》都带着这种风格。通篇白描的手法也值得研究，虽是大白话，但蕴含着华丽、绚烂，语言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尧、华东师大教授罗岗、北京大学副教授邵燕君、《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文艺报》评论部主任冯秋子、评论家肖云儒、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陕西师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震等也在研讨会上发了言。对于众人的鼓励，贾平凹显得非常激动：“一个作家要超越自我很难，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仿佛又有了创作的冲动，看到了前进路上的一丝光亮。”记者周媛职茵本版图片均由记者尚洪涛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