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却没有类似的诉求渠道。他们是被取消了嘴巴并且被分割成一盘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数”，是社会中最容易受损害的群体。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推举自己的代言人来与其他阶层博弈的可能，而“青天大老爷”在史书中出现的次数又太少。拦轿喊冤，进京上访，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成功的几率实在太小。在忍无可忍之时，他们也会自发选择聚众示威甚至小规模暴乱等手段来进行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抗争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为，触发了历朝统治者的大忌，帝王们对这类行为从来都是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

　　乾隆皇帝统治后期，由于人口激增，地租迅速上涨，在帝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佃户要求减租的社会风潮。一开始，这种诉求是和平的，通过直接向县令跪求或者罢市的方式进行。然而，官府不是不闻不问，就是敷衍过去。

　　于是，有的地方采取了比较激烈的行动。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上杭县民罗日光等人“聚众会议”，暴力抗租。群众性的暴力事件触动了帝国最敏感的政治神经，这一事件立刻被报告到皇帝那里，乾隆很快专门下达了谕令：

　　借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断不可长，着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

　　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个非常重视民生的君主。他当政时，曾多次普免天下钱粮。甚至，在诗文中对饥肠辘辘的百姓也颇具怜悯之心，至于“所愧泽末薄”、“展转增叹息”一类悯农自责之句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当“安定”与“百姓疾苦”发生冲突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他担心以下抗上的“刁风”一开，会威胁到“纲纪”，逐渐动摇大清的基础。对此类群众闹事，他必亲下谕旨，屡屡强调“此等刁风，不可长也，当严拿务获首犯奏闻”，“严行究治，以惩刁风，毋得稍存姑息”，“刁风由斯滋长，不可不为远忧也”，要求各地官员务必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于民众与政府的纠纷，乾隆讲过至为精彩的话：“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虽然爱孙子，但是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就会反抗祖父。

　　这就是专制统治的逻辑。

　　造反，在现代汉语里最雄性、最革命、最光荣的词汇。然而，在旧时代的语言里，却是最丑陋、最罪恶、最让人避之不及的两个字。

　　造反不仅意味着一个农民要冒满门抄斩的风险，而且要与他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规范或者说“纲常”为敌。与我们高喊的“造反有理”相反，广大农民们受的教育是“造反有罪”。正如宋江所说，上山入伙，“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只有死到临头时，农民们才会把手伸向了身边那本来伸手可及的粮食：“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间有（被捕）获者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反正怎么都是一个死，相比之下，饿死和做强盗被杀死相比，还是被杀死为好。因为死前，毕竟能饱食几天。

　　中国的农民“起义”，更多时候是一种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后的歇斯底里，而不是一种有计划、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

　　一人带头，群起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缺的只是“出头的椽子”。

　　这些“起义领袖”，其实不过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丧失了理智的人。他们中并没有谁想到自己的行为是“起义”。然而，从抢到第一袋米开始，他们就成了盗贼，成了最罪恶的人，他们稀里糊涂中，发现自己居然成了整个社会的敌人和猎物，成了官兵围剿的对象。他们只好随手拿起身边的菜刀和锄头，试图抵抗一下。

　　于是，“起义”开始了。（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