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化中的第一个缺失，就是人道精神的缺失。在正统文化中，“人命”起码从理论上，在表面上，是天地间最贵重的事物。“天地之间人为贵”、“人命至重”、“仁者爱人”等字眼，充斥儒家经典。专制法律虽然残暴，但对人命还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比如，每年帝国所判的死刑，都要呈报给皇帝，由皇帝亲自校核审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层思维中，人命却是不甚值钱的东西。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头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些专一杀人害命的人渣，如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居然成了底层人民的英雄。

　　他人的性命，在张献忠眼里，只分有用和无用两种。年轻身壮的，可以为自己冲锋陷阵或者当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体弱的，对自己无用，所以一律杀掉。

　　当然，不杀也可以，因为杀人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活儿。不过张献忠却乐此不疲，经常杀了一通后不过瘾，觉得杀得不够多，要“补杀”。《张献忠陷庐州纪》载，张献忠进庐州后，起先并未大杀。第二天在城楼上发现许多火药，“随报，八贼即动气，大嚷曰：‘这蛮子养不家（即养不熟），我厚待你，这火药就该说，并无一人提起。’遂令搬火药来营中，放火烧楼，又传令进城补放火、杀人、捉人，一人不许放走”。

　　虽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但是在某些绿林英雄的性情深处，暴力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更是一种娱乐。底层社会的英雄，那个为广大劳动人们衷心喜爱的李逵，他“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虽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充当狱卒，“为他酒性不好，多人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及会拳棍”，常常在社会上耍蛮使横，强抢强要，其行径颇有类于当今的流氓。《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李逵和戴宗在店里吃饭，李逵不小心把一个老人的面条打翻，老人揪住他说理，李逵伸手就打，幸好被戴宗劝住，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人命。及至第六十七回，李逵路经一店，吃了饭不给钱，被店主揪住，李逵索性将他一斧砍了。

　　这些行径，在街头巷尾的听书人那里，引来的只是轻轻一笑，似乎他们喜欢的英雄像顽皮的孩子失手打了个碗碟，益发显出这个孩子的活泼可爱。

　　李逵成为几百年间民众喜欢和崇拜的对象，仅此一例，我们就会判明底层文化的人道精神，对生命的尊重意识，淡漠到了何等程度。

　　底层文化中的另一个严重缺失是缺乏对妇女的尊重，张献忠部在这方面表现一样鲜明。

　　正如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分析的那样，正统文化本身虽强调男女不平等，所谓“夫为妻纲”即为明证，但是正统文化还是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强调正妻的家庭地位，欣赏在“夫为妻纲”基础上的夫妻间的“举案齐眉”，相互尊重。然而，底层文化对妇女，却是赤裸裸的贱视甚至敌视。正像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黑帮老大所说：“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个中国底层社会男人几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绿林世界里，女人除了供男人消遣，别无用处。《民国时期的土匪》提道，一个匪首在行军中仅仅因为妻子小脚走得慢，就毫不犹豫地一枪把她打死。

　　明末农民军的首领们，把这种野蛮演绎到了极致。李自成困在巴西鱼腹诸山走投无路时，算了一卦，结果是大吉。卜者谓，李自成有帝王之分。于是身边人纷纷坚定了奋斗下去的决心。大将刘宗敏立刻“杀其二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以从者”。

　　至于张献忠对待妇女，那就更让人无法接受了。

　　也许是受过女人的歧视或者伤害，张献忠对漂亮女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报复心理，他经常说，“天下事皆妇人所坏”。征战途中，不时有部下向他进献美女，他通常留宿几次就借故杀掉。攻占黄州后，他集中全城的妇女，然后挑那些年老或者貌丑的放走，留下那些年轻漂亮的，强迫她们去拆城墙。这些女人平时哪干过这样的重活，许多人手指被磨得鲜血淋漓，昏厥在城下。城墙拆掉后，张献忠又命令士兵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在城下。在攻打滁州战役中，因久攻不下，张献忠听信了一个阴阳先生的话，到周围乡村掠来妇女数百人，“尽断其头”，倒埋在城下，露出阴部对着城上，想以此来压住城上的大炮。这个办法当然不好用，那次战役，张军一败涂地。（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