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天虽然是知识分子，但还是喜欢看一些小报：小报充满淋漓的元气。候机楼的灯光色调偏冷，不过半个小时，他的眼睛就花了。他撇开报纸，望着远处想：常言道，花不花，四十八。自己不过四十出头，怎么就花了？或许是常年无所事事的缘故吧？

　　他毕业于著名学府Q大学心理学系。在当下这个繁杂的时代，这应该是一个很有市场的专业：人之疲惫，莫过于心。心灵病了，就需要心理医生。他的许多同学，因此腰缠万贯。最少也是标准的中产阶级。惟独他，作为S市公安局的一名干警，只有一份稳定但菲薄的公务员工资。对于物质，他的欲望并不强烈：有饭吃，有房住，有书看，今生足矣——人的痛苦，来自于现实和欲望的差距。现实是客观条件，不会因你而改变，而欲望则是主观的，可以调整。他是一个很善于调整欲望的人。所以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觉得痛苦。

　　使他痛苦的是工作。在他毕业分配前，一位公安部的领导，为了加强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工作，向Q大学要了一批心理学系的学生。可等他报到之时，这位领导已经离开了一线。人亡政息，怎么安排他，很让公安局领导头痛，有人甚至提议把他放到医务室去。最后平衡的结果，把他放到了刑事技术鉴定室。这一呆就是二十年。二十年里，从外部看去，他除过发表了几篇有关犯罪心理研究的文章，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外，几乎一事无成。

　　召唤登机了，众人纷纷起立，排成了长队。

　　这时候，他看见了江夏。因为持有头等舱票，江夏被优先安排通过。江夏很自然地脱下上衣，递给空姐，换上了柔软的拖鞋，然后接过热毛巾擦脸。对于旁边走过的芸芸众生，他熟视无睹。可即使如此，他还是看见了邢天。“嗨，老天！”他一把拉住了邢天。“老天”是大学同学对邢天的昵称。

　　邢天只好应答道：“老江！”

　　“快坐！”江夏大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一家精神病院，干了不到一年，就下海经商。几次失败后，找到了方向，先是与人合伙，开了一家精神分析诊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独自开业，现在已经是S市的No．1,年收入以七位数计。

　　邢天不肯坐，理由是“升舱”的手续，只能在地面办理。

　　江夏却让邢天安坐，然后找到了乘务长。不过片刻，就笑眯眯地回来说：“一切搞定！”

　　江夏当然不会说出自己是用“钱”这个世界通用的语言，去说服乘务长的。因为这样，一来显得自己富贵逼人，二来会伤害邢天的自尊心。“博士别来无恙？”邢天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精神，舒适地伸开长长的腿，并且接过了一杯浓浓的铁观音。“别讽刺我了好不好？”江夏毕业后，又在母校念了一个在职博士学位。

　　“绝无此意！”邢天虽然说得很肯定，但心中却有些不以为然。一度，他也想考一个在职博士———他在学校内，读了心理学和法学两个学士学位，双学士被视同硕士———当然，他不可能像江夏一样，去读远在北京的Q大学：别的不说，光一个月一次的来回费用，就支持不住。他考的是本市F大学。在国家认定的博士入学资格考试中，他在本专业七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当时还是他妻子的鲁芹提醒他应该给导师“意思一下”。他断然拒绝：走后门的事情，不能说没有，但谁也不敢打状元的主意！何况，这位导师还是自己的学兄。可谁知道，在后来的面试中，他竟然被淘汰。从此，他绝了此念：学界变成了商场，这个博士不念也罢。

　　“你知道，我念这个博士，就像增加一道新菜、添置一台新设备。一家没有鲍鱼、鱼翅、燕窝的饭店，就和一家没有核磁共振、伽马刀的医院一样，没有名堂提高收费”。江夏的父亲是山西人，母亲是上海人。换言之，古老的商业之树添加了现代基因之后，必将结出奇异的果实。

　　“名不正则言不顺、则事不成！”邢天对江夏的这个做法表示理解。他参观过江夏的医院：肃静典雅，一尘不染，各种进口的仪器，透射出科学的光芒。护士们不光貌似空姐，服务亦如空姐。当时，江夏留他在医院吃工作餐，他说怕自己把“深藏心底多年的秘密说出来”执意离开了。“我三年前发出的邀请，依然有效。”江夏的终极追求，是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帝国的建造，人才尚在资本之上。“能再保留一年吗？”三年前，江夏很认真地邀请邢天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的医院。他当时心一动，但没有答应。

　　“医院在，我在，这个邀请就有效。”江夏最看重的就是邢天，创造力和执行力在他身上获得完美的结合，尤为难得的是他还很厚道。

　　邢天之所以动摇，也是因为儿子的学费。前妻要让儿子上S市最好的复兴小学，而小学的录取，根据的是“就近”的属地原则。复兴小学与前妻的住处，一南一北，相差数十里。欲入其门，必须交纳相当可观的“赞助费”。由他负责的百分之五十，就达数万元。这还不包括交际费用。钱是绝对唯物的，不由他不动跳槽之念头。念头虽然动了，但在潜意识深处，他总感觉到某些事情将要发生。（1）（本文节选自《谈判专家》，《收获》杂志2007秋冬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