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的死，并不意味着四川人灾难的结束。甚至可以说，川人的灾难不过刚刚演完第一幕。

　　三百多年以来，四川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八大王（即张献忠）血洗四川，在劫者难逃。”清朝多种史书更是说，张献忠把四川土著几乎杀光。

　　幸存下来的人，大多也没有逃过以后的连续不断的灾难。

　　第一重灾难是饥荒。

　　张献忠据蜀期间，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绝大多数耕地都被撂荒，积存的粮食则被搜掠净尽。所以张献忠部走后，四川遇到了严重的饥荒，粮价大涨。清人费密撰《荒书》记载：“盖自甲申为乱以来，已三年矣。州县民皆杀戮，一二孑遗皆逃窜，而兵专务战，田失耕种，粮又废弃，故凶饥至。此时米皆出土司，米一斗银十余两，嘉定州三十两，成都、重庆四五十两。”

　　家有钱财的人毕竟不多了，于是吃人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吃人之事，在彼时的史料中记载甚多。再引欧阳直的亲身经历：“我在军营中听说外面有吃人的事，我还不信。不久，随抚军马公驻内江，乡绅范文英的弟弟带着他母亲来求粮食，马公给了他几升米，不料回家的当夜就被邻居把粮食抢走，又把范的弟弟杀了吃了。”

　　第二重灾难是“摇黄”起义军。

　　“摇黄十三家”原是四川本地的十数股农民起义军，他们纠集在一起的目的，从其各部首领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争食王”、“夺食王”、“闯食王”……这不太像陕西大乱初起时，各农民军首领模仿《水浒传》风格起的那些外号，倒颇有些《西游记》中魔王们“狮驼王”之类称号的风采，而其所作所为也颇似食人魔王。他们称首领为“掌盘子”，内部有一套行话：称杀人叫“折割”，锁人叫“带线”，埋伏叫“卡子”，与土匪似乎区别不大。《南明史》说，他们“后来同当地官匪纠结，变成一种不伦不类的武装”。他们有时与各地小股土匪结合，有时又受雇于官兵，为其打土匪。虽然他们规模没有张献忠浩大，但所作所为酷烈过于张献忠。

　　第三重灾难是官兵。不管是南明的“官兵”，还是清朝的军队，到了这个军粮匮乏的四川都得靠抢粮为生。

　　第四重灾难则是瘟疫。死人既多，瘟疫随生。《蜀碧》：“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瘟，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

　　第五重灾难是虎灾。尸体遍地之际，野狗突然多了起来，数十成群，人不敢近。更让人惊异的，是老虎的繁殖力似乎突然增长了百十倍。在四川各地，都出现了大批老虎。经常有成群的老虎，公然出入城市，在屋脊上闲庭信步。这些虎吃人吃够了之后，遇到活人，专以咬死为务，杀戮之后扬长而去。

　　顺治七年（1650），四川巡抚张春向皇帝报告，他好不容易在南充县招徕了五百零六人，不料不久，居然给老虎吃掉了二百二十八人。

　　五重灾难，如同一层比一层细密的死亡之网，能够活着从这个罗网中逃出去的人实在是异数。

　　康熙六年（1667），四川巡抚张德地来到四川之后报告给皇帝说，他只是个空头巡抚，因已经无人需要他来管理，“四川有土无民”。康熙十年（1671），湖广总督蔡毓荣说：“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康熙二十二年（1683），马湖（今四川屏山）知府何源浚也说：“蜀地民稀。”康熙二十四年（1685），人口渐渐多了起来，然全省也只有一万八千零九户，约合九万多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四川通志》卷七十一）。

　　当然，还有人没有被统计进来。比如那些为数不少的白毛男白毛女：“叙州有人避贼，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与麋鹿无异。后见官兵，以为贼复至也，惊走上山，行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当时的四川，已经不像人间景象。当时的官员目击后，在信中说：“自从进入四川，只见荆棘塞道，万里烟绝。荒野之中，只有野兽成群，不见人踪。偶尔见到一两个幸存下来的人类，又都是五官残缺，割耳截鼻，缺手断脚之人，看上去像妖魔鬼怪，让人感觉不是行走在人间。”

　　时至今日，每逢成都城区改造、挖路修渠，还经常会暴露白骨，现身说法彼时的遭遇。（完）（本文节选自《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