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几位省市区主要负责人的履新感言在读者和网民中间广为传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市委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表示：“希望同志们监督我，在廉洁问题上，发现或者听到，无论是我，我的家属，我的亲友，请你们告诉我。”（《解放日报》2007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重庆市领导干部大会上承诺：“我已经和爱人开来商量好，决不允许任何亲友以及身边的任何人在重庆图方便、求特权。如果大家听到有谁打着我们的旗号在重庆办事情，请一定坚持制止并告诉我们。”（《重庆晨报》2007年12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新任区委书记郭声琨则分别介绍了他的家庭成员，公开了他的妻子、孩子和四个兄弟姐妹的相关情况，请求各级干部、社会各方面和媒体对他进行监督。（《检察日报》2007年12月4日）

　　这些年来，某些领导干部“一人得道”，其配偶子女“鸡犬升天”，县长、市长在朝中为官，县长夫人、市长公子下海经商成为大老板，两者里应外合大赚不义之财，不但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多非议，而且由此还可以窥见一批腐败案件的秘密———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程慕阳非法经商，原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利用职权为其儿子开办公司牟利，原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利用职权为其儿子经商提供便利，等等。所以，俞正声、薄熙来、郭声琨等领导干部在履新感言中谈到了自己的家人、亲属,请求各级干部、同事、社会各界和媒体对他们廉洁从政的情况，以及家人、亲属的从业情况进行监督，并以此自警、自励，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示范意义。

　　早在2000年1月，中共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就对地（厅）级以上领导干部重申和提出了四条规定，其中第一条明确要求，“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凡有不符合此项规定的领导干部，必须如实地向党组织报告并予以纠正。拒不纠正的，该领导干部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给予其组织处理”。2004年2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六条再次重申了这一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有关规定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该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定予以纠正：拒不纠正的，其本人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不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按照这些规定，领导干部和家人、亲属“合作”经商牟利，属于违法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理和制裁。

　　然而，由于国家尚未出台包括公职人员配偶子女从业公开制度、公职人员财产收入公开制度等在内的系列“阳光法案”，在一般情况下，从纪检监察部门、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到社会各界及新闻媒体，都难以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从而使中央纪委的上述规定及《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屡屡被打折扣，甚至在某些官员眼里形同虚设，对他们不能产生最起码的约束力。最近纪检部门披露的原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周良洛腐败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2000年1月，周良洛升任北京市朝阳区常务副区长，其妻鲁小丹注册成立了北京盛世风华现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一年后又注册成立北京诚信世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02年周良洛调任中共海淀区委副书记、区长，从朝阳区到海淀区，他的施政行为始终与鲁小丹的企业行为相互配合，后者获得了不一般的特殊关照和发展空间，两人强强联手亲密合作，以“夫妻店”形式大肆牟取非法利益。反贪部门初步查实，周良洛伙同妻子涉嫌收受他人1600多万元，移交司法审判。（《新快报》2007年12月26日）

　　还应当看到，即便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纪、政策置若罔闻，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可以钻空子、打擦边球，为配偶子女从业提供特殊关照。比如，甲市某局长的儿子到乙市开广告公司，乙市某官员的小姨子到甲市开夜总会，表面上看两者毫不搭界，殊不知却可能是甲乙两市官员背地里“关联交易”。只有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全面、充分地公示于众，使老百姓不但清楚地知道北京海淀区区长周良洛的夫人有没有在北京当大老板，还能够知道比周良洛级别更高、极力更大的某些领导干部的夫人、公子是否在做大生意，这样才能让舆论和公众对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进行监督，加强制度建设。

　　无论是俞正声、薄熙来等领导干部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正面吁求，还是丁鑫发、周良洛等贪贿官员为反腐败工作提供的反面标本，都一再提醒我们，现在该是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公开制度，逐步出台系列“阳光法案”的时候了。按照十七大的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提高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