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表妹？”我觉得真是天方夜谭，“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的？”

　　“老红军听了后，笑着说：‘把你的父母埋一个在这里吧。’可是我公公，他的父母早都死了，重新挖一个出来，挪到这里安葬，有些麻烦。就算是挪来了，可是他有兄弟四个，谁能保证风水灵验到他的头上呢。‘那你现在就死了，埋到这里吧。’那时候，我公公还不到四十岁，当然不想死。他既想好好活着，又想后辈子当县长，为难得不知咋办才好。最后还是老红军出了个主意：‘你不是木匠吗？你就拿根木头雕一个你自己的像，然后埋一个假坟，年年清明给烧纸，也是算数的。’我公公就照着老红军说的方子，刻了个木头人，埋了个假坟。”

　　“嘿嘿，”我肚里的笑虫儿直翻腾，但却不敢造次，因为我眼下的处境有些悬乎。“表妹，你相信这些事么？”

　　“我说不清呐，反正，”她显得有点儿忸怩。“反正他们爷儿俩在西安打工，我在家里也没多少事情，就……”两腮忽地红了。

　　后来我才弄明白，她怀孕着呢。她怀的可不是一般的种子，而是未来的一个县长呐。作为一个世世代代种地、烧饭、打猪草的山里女人，若干年后，她幻想着，那时的她，是县长的老娘啊。对她来说，这件事来临之前，她实在不知道要预习些什么。

　　“表哥，我忘了问你，你姓么事耶？”“我姓宋嘛，你就叫我‘宋表哥’好了。”

　　这位“宋表哥”，名叫宋隐乔，是西安未央大学的一名讲师。表妹名叫珍子，是个很好客的山里妇人。她擀了一杆长面。弄了四个菜，先喝酒。酒的度数不高，带着一些甜味，入得口里，像渗进一挂暖融融的小瀑布，直将五脏六腑催发得春暖花开。

　　“珍子，你也不问问我的来历，”宋隐乔尽量模仿珍子的说话腔调，“就这么热情地款待我，为么事哩？”

　　“哈哈，”珍子仰口一杯酒，“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干部。这么多年过去，自从有了小汽车，干部再不到我们屋里吃饭歇息了。他们下乡，老是绕一个圈子，摁几声喇叭，尻子后头甩一股子烟，跑了！你来了，稀客呀。”

　　“我可不是你们这里的干部。”

　　“你把东西撇到火车上，一点也不着急，一个大男人家的，你好像也没个正经事情。”宋隐乔心里一惊，觉得这娘们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就是啊，我有什么正经事呢？”

　　“你丈夫跟你公公多长时间回来一回？”话一出口，宋隐乔就有点后悔，后悔不该春心发动。

　　“半个月回来一回吧。公公只是到了收庄稼、种庄稼的时候才回来。过去没通火车，坐汽车要翻秦岭，三个月才回来一次。”也不劝宋隐乔，也不跟他碰杯，独自三杯下肚。“火车通了还是不方便，火车从屋后过，可是要坐火车，还得走五十里路，才能到车站。”

　　“这个你不要着急，”宋隐乔逗珍子开心道。“将来你儿子当了县长，给你家屋后修个小车站就是了。”

　　“表哥，”珍子有点激动。“你是个好人，就看我有没有这个福分了……你说怪还是不怪，表哥，你要是鼻子再大些的话，你的长相就跟我们李县长一模一样。”

　　这句话让宋隐乔扫兴。

　　“表妹呀，你这话让我难过。看来我是沾了长相的光。要不然，我真不知道今天在哪吃饭，在哪过夜。”

　　第二天起得不迟不早。太阳正从山峦朝出冒，一道道的桃色霞光，喷射着，开屏着，像一把巨大又艳丽的扇子。

　　“表妹，我走呀。”“你往么事地方去耶？回西安呀？”“我不想回西安。”“那你要去哪里？”“这个，我不晓得。”“看你说的，你又不是孤魂野鬼！”

　　“表妹，”宋隐乔也有些依依不舍的感觉。“你倒难过啥呢，人一辈子，总要跟些人，一辈子只见一次面，再也不会见了。你信不信？”

　　“我信，表哥。”一缕头发噙在珍子的嘴角，又被她轻轻“呸”出来，“照你这么说，人一辈子，天天都在生离死别？”

　　“可不是么。”

　　“你等一下，表哥。”珍子找出一件蓝衣裳，是那种便衣，两个口袋的。“这是我给我那个死鬼缝的，他上次回来，穿了个皱巴巴的破西服，说不定是从垃圾堆里捡的，难看死了！他就不是穿西服的人么。你莫嫌弃，也好有个换洗。”

　　宋隐乔跨出门槛。离开道场时，将那石磨子拍了一巴掌，无意中说：“好磨子哪。”珍子说：“这算个么事好磨子，娘娘窝的磨子才叫磨子咧。”

　　“娘娘窝？什么娘娘窝？”

　　“我的娘屋（家）嘛！”珍子露出自豪的笑。“我都后悔嫁到这里了。我看你这人，怪心疼女人的，娘娘窝可是出好女人的地方呢。反正你也是胡逛，你到那里去逛着玩吧。”

　　“离这里远吗？”宋隐乔猴急了，接着小声补充道：“怎么走啊？”

　　“七八十里呢。你要想去的话，只能坐三十里的车，剩下的路，得走。”

　　“多谢你呀表妹！”（3）

　　（本文节选自《后花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