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山阳县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韩肇忠判处王忠有等人败诉，王忠有不断地上访，引起了县委领导的重视。崔伟峰书记召开会议，研究了此案，得出的结论是“群众上访，是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会议决定，要么召开听证会，要么（法官和当地镇领导）陪群众上访。（《法制日报》4月7日）

　　这就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陪访。“何为‘陪访’？让干部背上案卷，陪上访人一同去上级机关，给接访机关提供第一手材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积极主动地化解群众心里的疙瘩。”对于这件事，有评论就说了：“‘法官陪访’给我们传递了一种强烈的信号——法官对法律缺少信仰，法官对审判缺少自信。因为‘法官陪访’说到底，还是寄望于通过权力认同，在人治的语境下，为自身执业找到落脚点。”

　　我不赞同这种观点，这位法官到底有无法律信仰，我并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陪访”并不是他自己主动找来的，而是依照县委政法委的决定去的。这里说明了二个问题，一个是，在中国，法官的任务不仅仅是审判，而且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责，如果是因为你的判决造成了上访或者社会不稳定，那么你就有义务去消除这种不稳定，那怕是你的判决正确无误，所以，法官必须“陪访”；其二是法院的人财物都控制在地方行政手中，法官不仅仅是要服从于法律，也必须坚决执行当地党政的决定和命令，所以，政法委决定要法官“陪访”，法官不陪不行。

　　“法官陪访”表明了司法权力边缘化，在遇到难题时，只能求助于行政权力来解决，这不仅让法官对法律产生不了信仰，甚至会让当事人也根本无法产生对法律的信仰，因为他看到法官也是要听从当地党政领导，法官的判决并没有终极权威，那么他们就会不断地寻求上级行政权力来改变司法判决。

　　“法官陪访”的结果是，当事人王忠有思想上的疙瘩终于解开了。近日，他与“陪访”的法官、干部返回山阳县。这个结果皆大欢喜，但我却看见法治被悄然撕裂的硬伤，这个硬伤或许将长久地影响我们的法治的健全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