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学术，他放弃了安逸生活脱产读博；为搞学术，博士毕业一再延期；他允诺年迈父母，等博士毕业就接二老去享福了；他允诺妻子：“月圆了，亲爱的，我们的梦也会圆的。”论文赶完了，但毕业对他已没有意义了。复旦44岁的大龄博士李开学在即将毕业的前夕猝死在电脑桌前，令人嘘唏不已。据透露，李开学是因为太多的学术压力和生活压力，最终导致“过劳死”的。（《南都周刊》4月15日）

　　不知道这是第多少起媒体报道的高知分子猝死事件了。高知分子“过劳死”频发已经成为一种令人警觉的社会现象。李开学的“过劳死”再次印证了过度劳累对于高知分子们的身体造成的极大伤害。上海社科院2005年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了调查时期的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多岁。

　　高知分子们何以会屡屡出现“过劳死”现象？因为，在所有高知分子那里，有繁重的科研和就业压力，有领导的信任和期待，有自己干出一番事业的热望，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们已经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前年浙江大学年仅36岁的数学系教授何勇曾在弥留之际迷迷糊糊地说：“卸下我背上的书包”。这句话一语成谶，因为，只要高知们背上这个科研、就业、工作的种种“书包”了，就不能够再自行卸下来了，并由这个沉重的“书包”推动着自己不断地向前奔跑。因为，卸下来就意味着逃避，就意味着懦弱，不但别人会莫名其妙，就是自己也会心有不甘。

　　一方面，我们这个民族一直把勤奋当作修身治学的法宝，笃信勤能补拙，自古崇尚囊萤映雪和悬梁刺股，近世更是把爱迪生的名言“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奉为臬圭，许多世界大科学家勤奋的事迹被广为称颂。拼搏奋进已经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职业道德意识，并不断地刺激着他们一再突破生理极限，承受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量。如李开学不但要完成博士论文，还要进行着国家科研课题，还要为自己的就业问题奔波，在各种心理压力和科研压力下，就是铁打的人也会被压垮的。

　　如何给高知分子减压？对于管理者来说，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给他们合理地分配工作量；第二，在心理上给他们减压，在生活上多关心他们；第三，对他们进行另外一种“生命安全”教育，即如何最大限度地关注自我和爱惜自我；第四，给他们安排另外一种“科研任务”，即让他们精心研究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中调剂自己和放松自己。

　　关注知识分子就是关注中国的科学发展，这道理无须多说。李开学之死在令我们唏嘘惋惜的同时，也在呼唤一种高知分子健康保障机制的建立。希望能够尽早减轻高知分子们的沉重身心负担，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轻松前进，以保障我们的民族精英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